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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4、農牧民不關心獨立

我在上面用“藏人”一詞﹐當然是泛指﹐具體到每個藏人﹐情況又很不一樣。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低、年齡越大、離拉薩或各中心城鎮越遠、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好處越少(相對而言)、與漢人交道打得越少、生活越貧困也越傳統化的藏人如大多數農牧民﹐對達賴喇嘛越虔誠、對中國政府越尊敬、對漢人也越友好﹔反之﹐文化程度越高、年齡越輕、離鄉村越遠、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的好處越多、與漢人關係越密切、生活越富裕也越漢化的藏人如藏族幹部、職工、市民﹐對達賴喇嘛越不虔誠、對中國政府和漢人越仇恨﹐這種矛盾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

前一種藏人是本色的藏人﹐他們只有宗教意識﹐沒有政治、國家意識。他們雖然從宗教感情出發﹐對達賴喇嘛最虔誠﹐卻聽不懂達賴與西方電台的政治宣傳﹐不知自由、民主、人權、獨立為何物﹐也不崇美媚美﹐沒有民族主義狂熱﹐沒有政治野心﹐所以不恨中國政府﹔遠離花花世界(中心城鎮)﹐不看也看不到電視﹐對生活水平的期望值低﹐並不狂熱追求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與漢人接觸也少﹐所以不嫉恨漢人﹔由於中國政府自1980年以來﹐不僅不迫害藏人﹐不限制宗教活動﹐反而分地、畜到戶﹐取消農牧稅和農牧區工商稅﹐給予農牧民大量好處(全民公費醫療與教育、免費或廉價生產資料與技術服務、各種優惠貸款與福利救濟等)﹐他們對中國政府和漢人頗為感激、尊敬。用一個藏族老農的話來說﹕“共產黨管現世幸福﹐達賴喇嘛管來世幸福。”現世來世的幸福他們都要﹐於是在物質上認同中共﹐在精神上認同達賴﹐兩者並行不悖﹐也不覺得有什麼矛盾。當他們剛好身在騷亂現場(這樣的概率當然是很小的)、受到喇嘛尼姑以達賴喇嘛名義的煽動、處於宗教狂熱中時﹐也會跟著高喊獨立、打砸搶燒漢人商店與政府機關﹔當他們蹲在家鄉的承包地裡、享受中共的好處時﹐又尊敬政府、善待漢人。中共對藏農牧只實行半包養政策﹐尚未養成他們一切依賴中共供給的心理。即便家鄉的喇嘛尼姑向他們宣傳達賴喇嘛的獨立主張﹐他們也不過是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他們想不出獨立對他們有什麼好處。這樣的藏人在農牧民中佔了絕大多數﹐所以拉薩的騷亂始終擴散不到鄉下去。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時發現﹐西藏“農林牧漁業勞動者”佔全區在業人員的79.1%﹐其中文盲半文盲佔79.4%﹐小學畢業佔19.7%﹐初中畢業佔0.8%﹐高中專畢業佔0.1﹐大學畢業為零(9)。如此低下的文化素質是藏農牧一方面虔誠信教﹐另一方面又聽不懂藏獨宣傳的根本原因。

如今50歲以上、出身農奴和奴隸的藏人對農奴制的黑暗殘酷與中共的解放之恩尚有記憶﹐他們至今認為“毛主席的恩情是永遠不能忘記的”。近年來中共在寺廟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時﹐請要求獨立的年輕喇嘛的父母去給他們憶苦思甜﹐據說還頗有成效。有位朋友告訴我﹐1986年他去當雄鄉下時﹐聽說有個40多歲的鄉黨支部書記“請假回家”(退黨辭職)了。我的朋友去採訪他﹐他說現在共產黨為資產階級服務﹐窮人貸不到款﹐富人貸款送上門﹔寺廟越修越大﹐(鄉村民辦)小學卻因沒錢解散了﹐所以他不幹了。談話間﹐他向一位鄉鄰借兩百元錢﹐後者說只有二、三十元。這時一個昔日的“富牧”的兒子表示願意借兩百元給他。他說﹕“你的錢再多我也不要。”“富牧”之子說﹕“你怎麼這樣說﹐你以前也沒有整過我嘛。”他說﹕“我以前不整你﹐是因為黨的政策好。”人民公社解散後﹐農牧區基層幹部失去了權力﹐他們中許多人因不善於經營而變成了窮人﹐而昔日被專政的“農奴主”、“牧主”、“富農”與“富牧”及其子女卻因頭腦靈活而發了財。但中共當年培養出來的翻身農奴幹部依然保持了當年的“階級立場”。雖然不合時宜﹐卻至少說明﹐藏農牧中還是有一批人至今對達賴喇嘛與舊西藏的社會制度持仇恨態度。如果藏獨真的成了氣候﹐只要中共一聲令下﹐他們就會堅決投入反對藏獨的戰鬥中去。至於說他們已經老化﹐很快會消逝﹐那麼他們是達賴喇嘛的同輩人﹐可以奉陪到達賴喇嘛也消逝。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1988年去西藏進行問卷調查時意外地發現﹐拉薩老城市民中有4.8%不信教﹐而農牧民中竟有12%不信教(10)。據知情者說﹐去拉薩朝佛的藏人在“喇嘛書記”伍精華時期達到高潮﹐1990年以來大幅度減少。可見信教與否和文化程度有時並不成正比關係。推想起來﹐在經濟改革大潮中﹐大多數拉薩老城市民的生活反而沒有某些頭腦靈活的農牧民改變大﹐後者中間某些人(如前所述﹐這些人往往是文革中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學會或適應了新的、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嘗到了個人奮鬥、精明計較、理性思維、發家致富的甜頭﹐原有的安貧樂佛、不思進取、超度來世的宗教觀念因而被轟毀。不言而喻﹐藏幹不信教的比例要高得多﹐可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西藏總的氣候(天)固然恆古不變﹐但城鎮及其週圍與公路沿線的小氣候(局部的天)卻變了﹐那裡的藏人的文化心理結構(道)也會跟著變﹐這就是皮亞杰所說的“順應機制”(後文詳述)。

注釋﹕

9)西藏自治區人口普查辦公室﹐《西藏自治區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2年﹐第2冊﹐366頁、421頁。

10)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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