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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七十年代以降的本土普及文化發展為綱

——剖析九七後特區政府管治困難之原因

朱浩霆

前言

六七暴動後,隨著文革的平息及「四人邦」的倒台,「認中關社」的『國粹派』思潮亦瓦解冰消。這樣不單只標誌著本地學運的息微,亦標誌著受著西方教育、土生土長的第一代本地菁英,對於尋求國族認同已不再抱任何幻想。此外,經歷六七暴動後,一般市民產生了恐共心態,他們亦顧著為口奔馳,只關注生活水平及社會保障,無暇對民族認同作出反思。在這個時期,大專學生與市民都有一種無根的感覺。

在「尋根」失敗的同時,香港市民正為生繼而努力,發揮出同舟共濟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本土意識的萌芽。此外,麥理浩於1971年就任港督,他正面地面對殖民政府一直沒有正視的數個問題:房屋、教育、肅貪及鼓勵對香港的投入。麥理浩的施政,便社會民生得到顯著改善,加促了本土意識的成形。

1967年無線電視啟播及1973年麗的電視轉用無線電波傳送,兩台的白熱化競爭使本地製作普及起來。與此同時,第一群供讀影視製作的戰後本土出生港人亦在這時間正式入行,帶領本地影視娛樂進入一個黃金時期。然而,麥理浩亦看準這一點,大力注資香港電台電視部以鼓勵製作與香港有關的節目,希望能加強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以及闡釋港府政策。此外,競爭激烈的兩間電視台及再度復甦的港產電影市場都著力於發掘本地題材之節目去吸引觀眾。這些節目都以低下階層及小市民的生活為內容骨幹,並逐漸與市民的生活經驗結合起來,凝聚了一種對香港生活的精神面貌與方式的敘述。透過這些敘述,香港市民對自己社會的確認便在經意不經意間成型,並由此衍生一種本土意識。

本文共分為三部份,首部份以香港的普及文化發展看香港人的生活模式、思維與言行,從而看其本土意識的發展。次部份則看其本土意識中的一大元素──大香港主義。末部份則剖析本土意識與特區政府管治困難之關係。

本土普及文化的發展

港英政府一直以來對電視採取不干預態度,令電視有獨立文化空間。與此同時,免費電視得到普及,當時大部份的香港人的主要娛樂就是回家看免費電視,這使電視迅速滲透,成為最重要的大眾傳播媒介。七十至八十年代初,正是電視的黃金時代。高速成長的電視媒介馬上成為文化搖籃,孕育出集體的文化認同和社會取向。此外,電視文化亦影響了其他普及文化,不少電視製作人如:許鞍華、徐克等,都相繼投身電影業,使香港電影復甦。另外,電視也扶持了唱片業,流行歌曲經常成為電視劇的主題曲,歌手更於電視上曝光,使歌唱事業更加興旺。由此可見,電視成為當時香港本土普及文化的主流文化。

本土普及文化始於七十年代,這亦是香港經濟起飛的時代,這個時代正值急速的都市化,市民多強調個人利益,價值觀改變。此外,七十年代亦正值又一次的大陸移潮。這一次移民潮,強化了香港人對本土文化之認同,他們開始把自己跟新移民區分出來,相對於四九年後的大規模難民潮,那些本地華人接濟新移民的場面已不再復見。

然而,當時的最高收視節目乃電視新聞。這個以本地新聞為主的新聞節目,運用新聞影像把社會消息貫穿成具體和本地化的事件,予觀眾一個共存和團體的感覺。這種以本地化事件所造成的共存感覺,在某程度上使市民以香港取代中國而成為他們自己的參考坐標。此外,當時黃金時間所播放的劇集,如:《狂潮》、《強人》、《家變》及《網中人》等,皆反映出當時強調個人利益、追求物質的社會風貌。其中,《網中人》描述出一個新移民的負面形象,並藉此把大陸人和香港人的身份對立起來。另外,劇集所表現的道德規範十分模糊,跟中國傳統價值相差甚遠,這正反映著本土意識的獨特性。

八十年代初,《義不容情》、《大家族》等電視劇仍反映出一種強調利益的非道德價值觀。然而,這個時期的發生的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及六四事件,使香港人產生了一種捍衛現時成果及制度的意識,亦強化了他們恐共的心態。這種意識亦反映於當時的影視文化上,如:《A計劃》表現一種忠於港英政府的心態。《瘋劫》亦表達了一種本土意識。《最佳拍檔》系列亦表達了香港成就的優越感。此外,《投奔怒海》及《省港旗兵》則多勾勒內地人及共產政權的負面形象,恐共心態表露無遺。

到了九十年代,由於經濟的起飛,電視已被其他娛樂消遣品所取代,而且,電視台更為增加節目的娛樂性,忽視與本地社會的相關性,因而電視為本土普及文化的代表性大減。然而,這個責任卻落在本電影身上。又因香港的電影業乃市場主導,電影創作人為增票房會拍一些與現況有關的題材,為求引起觀眾共鳴,因而電影有一定的代表性。

《國產凌凌漆》絕對表達了一種恐共心態。劇中塑造了一個「中國占士邦」為國除害的形象,寫出港人對中國之觀感,暗示國內政治腐敗。此外,《去年煙花特別多》亦表達出恐共及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有所衝突的觀感。然而,這個期間亦有《擁抱朝陽》及電視劇《清宮氣數錄》等對回歸抱著極正面態度的作品,可是這類作品只屬極少數,而且,其知名度及收視並不高,代表性亦不大。

本土意識與大香港主義

從以上的論述所見,香港的生活面貌及模式透過媒體被反映出來,這種「香港精神」不但被反映出來,更透過電視文化的不斷發展得以逐步鞏固。此外,七十年代那種同甘同苦的「香港精神」加上香港政府由角色上轉變而來的連串社會建設大動作﹝十年建屋計劃、廉政公署成立、六年免費教育等。﹞,加速了香港經濟的起飛,締造了經濟奇蹟。「香港人」由一個奴化的名詞變成一個自豪的稱謂,香港人逐漸對自己產生了一種優越感,「大香港主義」亦開始出現。這種主義實乃由本土意識、經濟發展及社會改善這三個互相影響的因素所做成,然而,這種主義卻成為了本土意識的主要完素。

事實上,「大香港主義」根本就是一種我族中心主義,所謂我族中心主義是指一種以自己族群的文化去衡量其他族群文化的態度﹐當然衡量的結果都會覺人家不如自己。這種身份意識的築構會產生強烈的排他性﹐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刻﹝如居港權事件中,不少港人擔心大量的內地人來港,會影響自己的生計﹞。這種我族中心主義,成形於香港被廣泛述說由一個漁村變成大都會的過程﹐把香港的殖民處境巧妙地轉化成為都市化發展的經歷,並標榜的是今天經濟的成就。這種主義使香港社會普遍對第三世界國家和中國大陸產生敵意的想象﹐認為是他們的落後和動蕩所造成的。而且,他們更認為中國社會象征著一個有待開放的落後地區。直至九十年代末期,中國經濟起飛及香港大量第二工業北移,香港人仍隱藏著一種『北進稱王』的大香港心態。

「大香港主義」造成了種族歧視。「大陸人」、「菲律賓人」、「阿拉伯人」不僅變成了本土身份意識的參照對象,更被負面的刻板定型,如:「阿燦」、「表姐」、「賓妹」、「阿差」等。造種大香港主義的後果實乃對社會某些族群產生一些偏見,他們會認為其他族群的人是產生社會問題的根源,會破壞本土居民的生活方式,亦會影響本地人的資源分配,更會影響本地人的就業機會。這些對其他族群產生偏見的例子,在香港屢見不鮮,報紙上亦時有所聞。

然而,這種「大香港主義」可於本土普及文化中體現出來。這種主義成型於七十年代,當時的電視劇《網中人》刻劃出阿燦懶惰貪財的負面形象,實乃歧視新移民的刻板定型。到了八十年代,在香港經濟的極度繁榮的同時,「大香港主義」亦發揮到極點。《最佳拍檔》系列電影以先進的武器及精密的頭腦塑造出「港式占士邦」的形象,偵破國際騙案及化解國際陰謀。可見這個時期的「大香港主義」已非相對地寫其他族群的落後,而是單向地寫香港人如何優越、先進。劇中這對香港特務扮演著救世主的角色,能影響國際局勢。到了九十年代,由於香港回歸塵埃落定,出現了不少以中港關係為題材的電影。《國產凌凌漆》以「上樑不正下樑歪」的中心思想暗諷中國政治的黑暗,並以一連串無用的科技發明,如:「太陽能電筒」、「梅花間竹鎗」等,暗喻國內科技之落後。此外,《表姐你好野》系列常借中港合作寫出自稱「文明」的內地人的落後及無知。事實上,這個時期的電影又回歸到寫人家的落後以突顯自己的優越。

回歸日近,不少以回歸為題材的電影相繼出現。《流氓律師》以中港兩地法制的差異,暗諷中國法制落後及國內公安的橫蠻無理,從而帶出港人對回歸的不安。《信有明天》則是少數對回歸抱正面態度的電影。可是,劇中所抱的正面態度實乃源於劇中主人公認為「變與不變,由香港人決定」的一廂情願的大香港心態。

本土意識乃由香港人的生活經驗所累積而成的,這種蘊含著「大香港主義」的本土意識,對特區政府施政造成什麼影響呢?

特區政府管治困難之因

事實上,這個在本土意識內的「大香港主義」使香港人對內地人及中國政府已有所歧視,加上本土意識的民主自由價值與內地的價值觀迴異,催使香港人潛意識有一種「逢中必反」的心態。又因特區政府實乃中央政府在建制上的產物,香港人往往會把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掛勾。此外,在本土意識的發展過程中,港英政府起了輔助的作用,這與在「大香港主義」作祟下,港人視特區政府為對立成強烈對比,故回歸後港人對特區政府施政的批評經驗被扯到與回歸前的殖民政府又或社會氣氛作比較。除了本身的政策失當外,以上種種的因素,都乃九七後特區政府管治困難的因素。

摒除一些決策失當的政策,特區政府仍有一些政策為港人所反對及敵視。而這種反對卻是源於該政策與本土意識發生衝突所衍生的「逢中必反」心態。如「居港權事件」及「母語教學政策」,前者因港人對內地人歧視及恐怕內地人侵分其社會資源及工作機會而作出爭議;後者因港人普遍認為此政策乃為遷就新移民學生而設,並且擔心語文水平會被降低而反對。這些政策不見得有什麼失當,然而港人受著以「大香港主義」主導著的本土意識所影響,有著一種「逢中必反」的心態。然而,特區政府又因怕政策的施行再度與本土意識有所衝突,故造成中央領導人所說:「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境況。

此外,公營電台的角色在九七後亦備受爭議。事實上,公營電台的應是政府喉舌,為政府解釋政策。即使港英政府年代,彭定康亦曾與東方報業商議,希望援引旗下的東方快訊(Eastern Express)為自己喉舌。在美國,「美國之音」電台亦擔任著這個職責。最近,「美國之音」台長不聽警告播出塔利班領袖奧馬爾的訪問,結果被撤職,可見新聞自由在美國亦不能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但港人一向對「公營電台應為政府喉舌」的言論反感。數月前,董建華認為《頭條新聞》是「低級趣味」的評論,使港人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表示擔心。歸根究底,這也是港人累積經驗﹝殖民政府年代政府對傳媒採取不干預態度﹞與特區政府的衝突。

結論

總括來說,七十年代本土意識成型。這種本土意識的成型及發展可體現在香港的本土普及文化上。此外,除著經濟的起飛及香港的發展,香港本土意識出現了「大香港主義」,這種主義亦主導了香港的本土意識,成為香港人累積經驗的一部份,「香港人」亦由一個奴化的名詞變成自豪的稱讚。然而,這個「大香港主義」使香港人對內地人及中國政府已有所歧視,加上本土意識的民主自由價值與內地的價值觀迴異,使香港人出現一種「逢中必反」的心態。此外,香港人往往會把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掛勾,在「大香港主義」作祟下,港人視特區政府為對立。所以,除了本身的政策失當外,以上種種的因素,都乃九七後特區政府管治困難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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