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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香港祇可能是新加坡第二

--董建華、羅康瑞與馮國經等曲解倫敦與紐約的「文明盲點」

 

洪清田

 

  李光耀說香港回歸後和新加坡朝不同路向發展,新加坡走向世界,香港走向中國。董建華的施政報告,把香港定位為(亞洲)的倫敦與紐約,儼然反駁李光耀,顯示香港(也)直接接駁上世界,而非「中國的另一個城市」。但董建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三。他口講香港要做(亞洲)紐約與倫敦,做的卻是向中國倒退的事。

 

  九七後,董建華三份施政報告的意念與構思,都是新加坡可以做的、會做的。董建華腦中好像有一個「新加坡框框」,要做什麼先想一想新加坡會不會做,新加坡會做他才做。這樣下去,香港祇能是新加坡第二,不可能是倫敦和紐約。

 

  倫敦與紐約是西方現代文明的精神結晶,是英美文化個性的頂峰表率。像歷史上的任何大城市,它們都是幾種文明交鋒互動下的質變突破與凝聚提升,摧毀過去、造就將來。倫敦與紐約有四層意義:

 

  1. 金融經濟的世界樞紐、賺錢機器,

  2. 現代大都會的有形基建,包括環保,

  3. 現代社會的人文體制 (institutions),如民主、自由經濟、法治、教育、媒介、文化藝術、學術思想機構,

  4. 現代文明的無形價值觀和文化生命,如個體解放、自由、多元、開放、人權,建基於個性的新集體意識與身份認同,有一個成形整全但容許及鼓勵破立與超越的制度。

 

  這四方面,越高層次香港越不足。最夠條件是最基本的金融經濟與大都會的有形基建,以中國為腹地,連接東亞與世界。現代社會的各種人文體制 (institutions),香港在法治、行政、廉政、營商環境是世界前列,但民主體制不脫十九世紀水平,自由與媒介大倒退。第四層的自覺的現代文明及文化形態,香港零分,未進入,甚而反文化、反智、反理論,負分。

 

  九七前香港作為倫敦與紐約所欠缺的,一是政治上的民主體制,一是精神上的文化生命。文化生命包括將「生活實踐」與「意識知識」互相換化的機制與人員,以及讓每個人和全世界參與「造港」、為「香港」這名字填內容的開放性。

 

  九七之後,董建華不是補這兩個缺乏,而是緊跟中國「反開放社會」的思路,引入中國的單元封閉文化,凍結政治,改造香港;用三十年代統戰的方式邊緣化異議異端,美其名為「求同存異」。他一樣天經地義砸香港多元平等參與、自由互動互變的制度與文化,把香港電台視為一個問題,一邊大呼要把香港建成(東方/亞洲)的倫敦與紐約。

 

  香港二年來運作順利,沒出問題的,都是九七前用西方文化標準處理過的問題。九七之後新生的問題,香港總好像不懂處理。香港可以成為倫敦與紐的條件,幾乎都是九七前剩下來的。九七前,香港與倫敦與紐約屬於同一文化系統,差別主要是「量的差別」。九七後,香港開始脫離倫敦與紐約的世界系統,方向上趨向中國的世界,與倫敦、紐約,已漸趨「質的差別」。

 

  九九之前,香港隱約也正如倫敦與紐約,有中國和東亞一大片腹地,成為那地區的文化座標與樞紐,做些這些地方不肯做、不做不了或不屑做的污穢事務,把這片腹地與世界接駁起來,是舊時代舊事物的顛覆者、新時代新事物的催生者。香港夾在中國與西方兩塊「文化板塊」之間,強震弱震都化險為夷,而且借力登上世界前列,與世界先進社會接軌聯綱,成為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拜占庭式怪異之地。National Geographic 因而選香港為世界五十個必遊景點之一。

 

  香港在中國的定位,百年來就是「以非中國的現代文明把中國開化」。香港大學「為中國而立」,是用西方文明開化中國,亦即和平演變。四九年後,香港成為六至十億人接駁世界的唯一孔道,一邊給中國鄙夷譏訕,一邊給中國使用,為中國服務、賺中國的錢,整個中國變成香港的腹地。從這角度看,除了名份,實際上香港隱約已是倫敦與紐約。

 

  香港不知不覺中掌握現代文明的精神,但洪仁玕和孫中山之後一百年來,幾乎無人從西方文明的精神肯定香港和分析香港。港人身在其中,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連操作香港的官員和工商與專業人士,也不知西方文化精神是什麼一回事,和香港有什麼關係、對一國兩制有什麼重要性。

 

  曾蔭權、董建華和馮國經、羅康瑞,幾乎所有論及香港運作模式與成功因素的人士,都有一個「文明盲點」──祇看到現有形實物的法治、行政、廉政、經濟、金融、城市管理和各種基建與專業服務,而看不到這些有形實物背後深層的西方文明精神。第三份施政報告 172段及 173段中,董建華講香港的定位,也是等而下之的「唯經濟觀」、「泛經濟觀」,忽視一個大都會的文化生命。

 

  這樣子沒有從整全恢宏的人文視野與「願景」(Vision)出發,香港變成一個工具的、殘缺的「仿倫敦」和「仿紐約」(Clown)。馮國經、董建華、羅康瑞(甚至張信剛)將珠江三角洲的香港,與紐約的曼哈頓類比時,也忽略了文化生命的問題。

 

  大紐約的長島、新澤西與曼哈頓同屬一個文化體系,是這個體系造就了曼哈頓,曼哈頓又反饋長島、新澤西,再幅射到全美國和全世界。珠江三角洲與香港分屬不同社會制度與文化體系。司法、價值觀、行為標準,以至哲學理念好壞標準也有很多差別,甚至顛倒。最關鍵處,中港總是「一個的良藥是另一個的毒藥」。

 

  珠江三角洲之於香港,絕非紐約之於曼哈頓。珠江三角洲在最基本的生存層次(如製造業、運輸服務業和有形基建和實體經濟,以至民生食品水果蔬菜等)支持香港,卻在最高層次的文化價值觀與中國一起,制約香港,侵蝕和稀釋香港的現代性(modernity)。

 

  百多年,香港就靠這個文化現代性賺錢求生。香港要做倫敦與紐約,必需過這「文化關」。這卻是一個無形關,關未成形,比建機場難,因為連標準方式也全無,有時好壞剛倒置。香港貨車在大陸入柴油,不合香港標準。文化價值與行為標準卻不如柴油,那麼容易判斷優劣,連標準也難雙方認同。恐怕馮國經與董建華根本不知這個「文化關」為何物。

 

  政府長期策略發展委員會委託的香港二十一世紀長遠發展策略,以及最近羅康瑞任會長的工商專聯委託的「香港經濟的前景」研究報告,都是假定香港在一個完全西方文明大環境下運行,策略就是基於這個西方文明大背景下的策略。官方與民間的兩個研究(以及以前很多類似研究),都將文明因素視為必然,原封不動,作為思考的假定,不是變數。大家從這個假的假定出發作出大論述。事實卻是,香港正夾在中西二塊「文化大陸板塊」之間,文化是香港長遠(以至即時)經濟好壞的最大變數。

 

  研究者沒有打開文明因素,文明因素卻如空氣與水無處不在推動或制約著社會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鄧小平石破天驚的開放改革,不外推行一些理念的轉移,如經濟先於空頭政治、白貓黑貓論,容許私產,講效率、生產力與品質,開放市場競爭。這些在中國曾是大逆不道、彌天大罪的觀念,在香港是百五年的普通常識,中國四十年來卻以我為主、以我為標準、以我為文明座標,自己搞一套、自成一個世界,鄙夷香港的一套。

 

  中國扳住地球倒轉、逆世界潮流四十年後,終於走向香港的方向。若沒有這些簡單卻扯動十億人神經的觀念上的改變,就沒有這二十年的經濟奇跡。今後二十一世紀的,需要中國改變很多幾千年不易的觀念,但中國迄今仍半心半意。中國和董建華治港一樣,最多祇看到西方文明有形的實物,絕未認同現代文明座標,便久不久主體意識大膨脹,又要搞自己的一套座標、自成一個世界。百年後的今天,中國的思想模式,仍不出張之洞最粗糙原始的中體西用論。對經濟,中國是從反經濟到唯經濟,連董班子也把民望低全歸咎經濟低迷,深信經濟回升民調也會自動回升,而不知經濟與政治各有文化內涵,有重疊但不是單因素相等。

 

  二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為中國的本體主義復辟提供了條件。香港正夾在「西方文明座標與文化軌跡」以及「中國文明座標與文化軌跡」之間。二年來,香港已屢受文化板塊大挪移的「文化地震」的摧殘。構思挈劃香港的發展,如不能打破文明盲點,沒有在文明座標與文化軌跡上考慮,而繼續局限在有形實物的法治、行政、廉政、城市管理和各種基建與專業服務上,香港死了也不知什麼事。掌權主事者無文化觀,建設香港沒有考慮中西文化板塊的挪移,等於建沒有抗震力的城市。

 

  張信剛說:「香港的興衰的外部條件主要將取決於中國的發展。」。香港能否成為倫敦與紐約,中國確是決定因素之一,但中國本身的發展,卻取決於中國不是不採用接近香港的文化座標。過去二十年的改革證明,中國順應人類文藝復興以來的價值座標與發展路向(亦即香港座標),才可以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才有今天的奇跡。所以,香港興亡(以及中國興亡)都取決於能不能繼續用現代文化本體與座標。這正是香港的兩難──如用中國的文化本體與座標,香港不再香港,別說倫敦與紐約;要用現代的文化本體與座標,中國不准,香港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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