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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中） 朱易 三、影響經濟的文化因素 David Landes雖然同意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催生和促進了現代工業革命，但他不認為是由于加爾文的預定論的神學思想。他認為，之所以在新教的北歐出現經濟起飛，基于兩個原因，一是基督教跟天主教不同，新教強調每個人都要讀聖經，因此，當男女都努力讀聖經時，整個基督教地區的文化水準就提高了。這正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二是北歐的鐘表業，使人們有了時間觀念。新教徒似乎比天主教徒更看重時間，連在法國的鐘表匠也是以新教徒為主，這個差別就是成了新教區與天主教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Landes的看法表明，即使學者們同意文化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對于影響是怎樣進行的，又是那些文化因素造成對經濟的影響，則意見不一。 Michael E Porter指出（5），促進經濟繁榮的文化因素有信念、態度、和行為方式，其中信念是促進經濟繁榮的文化基礎，也是起中心作用的因素。Porter認為能促進經濟繁榮的正確信念，不是要對資源，生產規模，政府或是軍事力量進行控制的信念，而是相信繁榮是依賴于生產力的發展的信念。沒有這個信念，只是尋求控制，只會導致市場的壟斷行為。 另一個正確信念是，經濟繁榮的瓶頸不是由于資源的短缺，而是由于創新思想的缺乏所造成的。財富可以不斷被創造，它不是一塊固定的大餅，只要生產力不斷提高，社會和大眾的財富都可以不斷增加。相反，如果認為財富是形狀固定的大餅，被不斷增長的人口所分，其結果就是零和遊戲的結局。 Mariano Grondona提出了二十個影響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其中有宗教觀，對個人的信任感，道德標準，對財富的觀念，對競爭的觀念，工作的價值觀，對時間的觀念，對世界的看法，樂觀的天性，合理性，權威的定義，教育的重要性等等。 其實，羅列可能對經濟產生影響的文化因素遠不止這些。有些學者在論到文化對經濟的影響時，就只有籠統的說法。 四、經濟與文化關係的不確定性 文化學者雖然指出文化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卻無法確定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係，David Landes就表示，文化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不總是一致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同樣的中國文化，為何中國人在中國的經濟效率低于海外的中國人的經濟效率。這種在相同文化下不同的經濟表現使得有人認為，從文化因素出發，是無法預測經濟的。 拉丁美洲是一個更為直接的例子。除了古巴，所有的拉丁美洲幾乎都照搬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結果呢？經濟還是一團糟，甚至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一個漏洞。 Porter指出，同樣的文化在不同的社會里，對經濟的影響會是不一樣的。比如中國文化在中國海內外所產生的影響就不一樣。同樣的文化，在同一社會下，在不同的時間里也會不一樣。日本在九十年代之前的成功和整個九十年代的衰退，正是典型的例子。同樣的文化曾讓日本成功，但如今卻成為日本經濟復蘇的障礙。 Porter在討論到文化與經濟關係的不确定性時，還探討了為何會發生低生產力經濟文化的原因。 Porter認為低生產力的經濟文化的存在，有三個主要因素。 首先，一國的經濟文化受國民經濟的看法和認識的影響。這些看法和認識根植于整個社會和教育制度中，進而影響到社會精英和政府領袖。人們相信什麼，他們的行為就會反映出他們的態度。如果一個社會偏重于政治、軍事的力量和控制，那麼經濟活動就會受到抑制。 其次，經濟文化是歷史與現實的微觀經濟活動所催生的產物。個人的經濟行為構成了整體的經濟活動，從而形成了經濟文化。 Porter舉的例子是，在發展中的國家，工人工作積極性不高，原因是對勤奮工作缺乏獎勵所造成的。反過來，一國國民的特征，往往有其經濟根源的。比如日本人大都終身為一個老板工作，儲蓄率也是全球之最。這個文化現象完全是日本戰時及戰後的經濟困難所造成的。 最後一個原因是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同選擇會對經濟文化產生不同的影響。比如，如果政府的政策鼓勵儲蓄，則社會就會有積蓄的風氣。 原刊登于《文景》（上海） 注﹕ (5) Michael E Porter,Attitudes, Values, Beliefs, and the Microeconomics of Prosperity, Culture Matters, Basic Books,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