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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六輯 玉碎 日本作家開高健先生，以老舍之死為題材寫作的名叫《玉碎》的小說，榮獲了一九七九年度的川端康成獎。我知道此事後，每次想起死難的作家藝術家，如傅雷、陳翔鶴、嚴鳳英等，就浮起『玉碎』這一意象。一個中國作家的死亡，給日本作家留下玉碎之感，而我，一個中國思想者，怎能麻木不仁呢？當然，文學藝術之玉，並非僅僅屬於它的故國，它還屬於整個人類。當權者掄起斧頭摧毀產生於自己土地上的寶玉時，他們能否想到，這一錘子打下去，擊碎的是海內外所有善良的心呢？ 老舍、傅雷、陳翔鶴、嚴鳳英等都是自殺而死的。然而，玉並非是他們自己搗碎的。他們是一個一個被折磨、污辱到身心俱裂之後才選擇死亡的。作為生命之玉，他們早已被時代的斧頭打成碎片，然而，即使化作碎片，他們也還記得自身的尊嚴，以死對摧殘者作出最後一次抗議。 當玉碎這一意象浮起時，我有時只是想到個例性的死亡，因為是個例，所以想起來還有平靜，而想起六、七十年代的群體性死亡，我就感到生命的震憾；怎麼會有一種宇宙運動，突然降臨到中國這個地點，然後用駭人聽聞的力量，大規模地粉碎國土上的玉石，剿滅不知多少年代才形成的精英？這一宇宙運動是怎麼形成的？這個運動的落腳點和方式是怎麼選擇的？中國的文化自然是不是已經進入末日期所以需要這樣一次大爆炸？想來想去就想呆想亂了。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我才三十五歲，然而，我的整個心胸已積滿了玉石的碎片，這些碎片時時刺痛著，時時讓我感到一種難以承受的困惑與悲哀。 到海外之後，我不僅和『玉碎』的噩夢拉開了時間距離而且拉開了空間距離，於是，我不再去尋找打碎寶玉的兇手了。兇手是有的，但抓住了幾個兇手沒有用，兇手之外的兇手還在逍遙還在繁殖還在準備新的運動。玉碎的時代是共同造成的，包括我自己。我也參與了創造玉碎的悲劇時代。如果在五十年代初期，當人們在打擊一塊名叫『胡適』的玉石時，我們就加以拒絕就抬起頭來質疑這個時代，那麼，六、七十年代的集體性玉碎就不會發生。巴金說，『老舍的死，我也有一份責任』。巴金意識到六十年代的大爆炸，是在這之前大家無意識地共同投下過火藥的。在批判胡適、俞平伯、胡風、『右派』時就投下過火藥。謳歌也是火藥。謳歌反人性的運動，就是罪孽。世界上的萬物萬有，陳陳相因，天天講階級鬥爭，最後就會有一天化為一種合力，在一個時間與空間點上，產生一種粉碎精華碧玉的大浩劫。 我喜愛《紅樓夢》，也與『玉碎』的意象有關。《紅樓夢》正是一部『悲金悼玉』的巨著。黛玉，妙玉，晴雯之玉，鴛鴦之玉，秦可卿之玉，尤氏姊妹之玉，一顆一顆地被社會壓碎了。玉的碎片在二百年中刺痛無數有情人的心，直到今天我們還感到碎片在自己身上留下傷痕。我敬佩王國維先生在八、九十年前就深深地領悟到《紅樓夢》玉碎的大悲哀，而且悟到造成大悲劇的不是幾個『蛇蝎之人』，而是整個社會關係的結果，也就是說，是一個看不見的、但又絕對無情的『結構』把她們碾碎的。最可悲哀的是，連那些最愛黛玉們的人，如賈寶玉和賈母，也在結構之中。這正是人們難以意識到的『共犯結構』。大陸一、兩代人的玉碎悲劇，也是一種結構性悲劇。因此，我在為玉碎而悲哀的時候，也為造成玉碎而逃避責任的同胞悲哀。許多人早已忘掉玉碎的悲劇，因為在他們看來，『兇手』已經處置，玉碎與他們無關。然而，正是這種遺忘與瀟灑，使得中國玉碎的悲劇總是不斷重復。 （原載《中國時報》一九九八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