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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六輯 死亡記憶 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也就是從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期間，正是我的記憶最好的時間，可是，這一期間，我卻偏偏碰到一場名為文化實際上是反文化的大革命，偏偏看到一個一個人造的死亡。僅僅我所寄寓的社會科學院，自殺的，被殺的，就有二、三十名。活生生的一個個有血有肉有說有笑的同事，在大院裏相見時總是對我微笑一下的同事，過些時候卻聽到消息﹕他在煤氣管道上吊死了；他撞火車死了；他割脈管死了；死者雖不是熟悉的朋友，但他們畢竟是自己的同胞兄弟。還有院外的死亡故事，從北京一直到家鄉福建的死亡故事也一個一個傳來，也是有血有肉有說有笑的人，也是有名有姓有歌有哭的同胞父老。文化大革命十年，妻子在南方，我變成單身漢，整天像遊魂似地在大街小巷穿梭。本來酷愛讀書，時代偏不給書讀，於是就到處讀小報，讀張貼在電線桿上的聲明書、控訴書、抗議書、鳴冤書、呼籲書，讀得入迷，讀得毛骨悚然。除了讀，就是聽，那時到北京來串連的革命群眾帶來各地的故事也讓我毛骨悚然。有個來自浙江的還戴著軍帽的小女演員告訴我，她親自看到京劇著名演員蓋叫天的手臂被群眾扭折，還看到那些人用壓槓子把他的腿壓斷，還看到造反派把他的長鬍子連皮帶肉血淋淋地一塊塊扯下來。蓋叫天演了一輩子『武松』並稱為『江南活武松』，真有好身手。可是這個打虎的活武松到了八十歲高齡時卻被自己的革命同胞折磨死。這類故事有時一天可以聽到好幾個。好些朋友聽了就算了，可我老是忘不了，老是耿耿於懷。有天，一位好友見我又在不平，他便一本正經地對我說﹕我們的腦子又不是墳場、萬人坑，能受得了那麼多人的屍體嗎？他的這句話雖然對我有所啟發，可是我的記憶卻緊緊地黏住那些故事，堆積的屍體總是放不下來。記憶，確實導致我沉重。 幸而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幸而傷痕文學和其他哭訴的文學誕生了，幸而審判『四人幫』的法庭揭幕了。那個時期我真的太高興了，我悄悄告訴自己﹕從今之後，我應當用文字架起台階，讓沉重的死者一個一個走下，走到他們可以自由呻吟、自由歌哭的地方。此去的人生，沒有甚麼比記憶中的屍體更重的了。個人的名，個人的利，個人的浮浮沉沉，比起同胞的屍體來，真是太輕太輕了。這是七十年代末我在死者的幫助下所完成的一次徹悟，因為這一徹悟，我找到文字的路向﹕表達，表達，表達生命的尊嚴，表達無條件地尊重人的尊嚴和人的權利。因此，從七十年代末到整個八十年代，無論是學術文字還是散文文字，我都在向歷史的群山與滄海呼喚﹕我的中華，我的兄弟，不要再人為地製造屍首，不要忘記我們的同胞雖然有十幾億之多，但每一個個體都天然地擁有人的價值與人的尊嚴。 想想這段心路，此時覺得，記憶一面固然使我沉重——屍體老是壓著；一面也使我輕松﹕曾經被認為是重要的東西放下了，只知道我生者也為死者而自由表達與呼喚。 （原載《中國時報》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