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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六輯 生死兩茫茫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擔任過領導者（總書記或相當於總書記）的革命家中，有三位是作家、文化人出身但最後都以悲劇終了。這三個人是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 我對這三個人都有好感。儘管他們捲入政治激流的最前峰，都有缺陷，但他們始終保留著一種書卷氣。險惡的鬥爭風浪並沒有把他們人性最底層的誠實和其他一些美好品格捲走。然而，正因為他們保留了人性和書卷氣，因此，他們既不容於敵對者也不容於自己的隊伍，最後都死得很孤寂很悲慘。 陳獨秀死前窮得只剩下一堆充饑的馬鈴薯，他最後寫的是準備換米糧用的《小學識字課本》。他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默默地死在周邊毫無社會生氣的石牆院冰冷的竹蓆板床上』，陳獨秀死後很不安寧，特別是他草創的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他一直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頭目』被批判、被詛咒、被精神『鞭屍』。直到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才批準再造陳獨秀墓。墓碑上寫著『陳獨秀之墓』，既不稱『先生』，也不稱『同志』。 一九二七年接替陳獨秀擔任共產黨最高領導職務的是瞿秋白。如果說陳獨秀只寫過『文學革命論』，並非真正的文學家，那麼，瞿秋白可真的是作家，渾身都是文人氣質。臨終前他作『多餘的話』，就說自己捲入政治完全是『歷史的誤會』，從事政治對於他來說就像『捉住老鴉在樹上做巢』，完全不相宜。『多餘的話』每一句都很誠懇，很實在，我好幾次讀後為之流淚。『多餘的話』寫完後他先是被國民黨槍斃，後又被共產黨視為『叛徒』，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精神槍斃』了無數回。當時有個『革命組織』，辦了份『討瞿戰報』，出版了幾十期，每一期都聲討他和咒罵他。我每期都買，後來裝訂成一大本，出國前我每次翻閱都感到毛骨悚然﹕對一個已經犧牲已經獻身的年輕革命領導者（死時三十六歲）如次仇恨、如此侮辱、如此『鞭屍』，究竟是為了甚麼？ 瞿秋白的遭遇使我恐懼，但畢竟沒有見過他，而張聞天的遭遇則是我親眼耳聞目睹，因此也給我留下更大的困惑感與悲哀。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我所在的社會科學院造反派揪鬥張聞天，（他因為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支持彭德懷被定為『反黨集團』的成員和被罷免一切職務而被下放到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擔任特約研究員）他已經在經濟所被揪鬥過許多次，這一次是到社科院院部大蓆棚裡來接受批判。因為張聞天名聲特別大，整個蓆棚擠得滿滿。我左衝右撞之後才搶到一個位置。坐在長條木頭上，我仔細地看了看這位在一九三三年就擔任中央民主政府主席，在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上起草會議決議、會後主持中央工作的老革命家﹕臉色蒼白、浮腫、鬍子又長又亂，高帽下的眼睛佈滿倦意，但仍然閃爍著微弱的良善的光波。我從這眼光裡立即想到他本是一個文學家，十七歲就開始發表文學作品，二十二歲到舊金山勤工儉學時就翻譯多部外國戲劇和小說，二十四歲回國後就發表長篇小說《旅途》和劇本《青春的夢》。為來實現青春的夢，他投身革命並成了革命的領導人之一，可是革命成功之後的今天，他卻掛著『反革命機會主義分子』的牌子站在革命的審判台上。革命造反派把他的頭按到地上，要他承認『一貫反對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企圖篡黨奪權』，而他卻滿口書生氣地回答﹕我在廬山會議上反對過胡誇冒進，沒有反對毛主席……。造反派再一次把他的頭按到地上，然後又拷問他為甚麼要替劉少奇承擔『六十一個叛徒出獄』的『滔天罪行』，而他又書生氣十足地回答，『是我批準的』……。 張聞天在一九六七年裡，被審訊和被迫寫交代材料共二百一十九次。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六日他和他的夫人被宣佈『隔離監護』即關押，同年十月二十日，他被勒令停止使用名字，化名『張普』遣送廣度肇慶；六年後，他被送到無錫，一九七六年七月一人心絞痛發作而死。死後第九天，中央派人到無錫宣佈四條決定﹕就地火化；繼續保密；不許開追悼會；骨灰存放無錫公墓。張聞天死得這樣淒涼和悲慘，全怪他的『書生意氣』﹕在廬山會議上，他為民請命並宣告﹕『我是共產黨員，應該講真話！』 可時，講真話的代價太大了﹕生時要受折磨，死後還要被凌辱。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的生死故事告訴我﹕想講真話，就得準備雙重受難。 （原載《中國時報》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