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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六輯
走出陰影
從一九八九年開始的西行,我真的愈走愈遠了。所謂「遠」,不是遠離那片締造我的孩提王國的黃土地,而是遠離後來投入我生命中的那片陰影。
剛剛出國時,我就意識到自己的心中籠罩著一片陰影,應當把它抹掉。這陰影,有剛剛投下的血的陰影,有早已聚集的政治權力和它所派生的各種死亡的陰影和恐懼的陰影。有陰影在,提筆時就有顧忌,走筆時就不能流暢,該說的話就會突然減下幾分,這才明白,文章的力度與陰影相關。一旦受了陰影的牽制,再有文采與技巧,也掩蓋不住行文中的怯懦。
抹掉陰影才有新生。生命的再次日出,是需要驅逐烏雲的。我對自己提升著。
八年過去了,才知道抹掉陰影並不容易。可以說,這些年所寫的數百篇散文,每一篇都在驅逐陰影,但陰影還是殘存著。許多想說的話,下筆時卻猶豫起來。這猶豫的背後,是潛在的陰影作崇。在國內時,如果不是陰影的影響,我對那套從蘇聯搬來的反映論,一定會批評得更透徹;在國外,如果不是還有陰影在思想深處徘徊,我一定不會常有徬徨。我的寫作不是敷衍、媚俗,也不是求榮、賣笑,當然也不是描摹性愛畫廊,而是面對歷史的大變動與大悲歡作出思考與評論,這種工作是不能讓陰影遮住眼睛和牽制著手臂的。一旦被陰影牽制,思想就難以高飛。高飛不是高調;高飛是在高遠的精神天地中自由馳騁,毫無隱諱地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敢於寫出無愧於大生命的聲響;該禮讚就禮讚,該譴責就譴責,該挑戰就挑戰。挑戰,對於思想者來說,是絕對必須的;挑戰不是漫罵與控訴,而是理性的質疑與叩問。前兩個月,我讀了單德興先生所譯的《知識分子論》之後,老是想到薩依德的知識分子定義。他說﹕知識分子就是敢於面對強權說真話的人。這個定義很好,但知識分子要符合這種定義很難。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巴金一再提倡說真話,而且寫了一千多頁的真話《隨想錄》,這很了不起,但是,當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流血事件發生後,他並未面對這一大事件講些該說的真話,其他著名的知識分子也講不出來(只有楊憲益先生講了,但被開除黨籍)。我不是苛求巴老,只是說,在強權高壓的狀況下講真話很不容易,徹底抹掉恐懼的陰影很不容易。
薩依德的定義雖好,但我仍然覺得有缺陷。這也許是從我自身的體驗中想到的。我覺得知識分子除了敢於面對強權說真話,還應當敢於面對非強權、非官方的各種社會運動說真話。反權力、分政府的思潮各種各樣,不一定每一種思潮都是對的。但反政府的思潮總是擁有道義名義,因此,要批評它的缺點,就可能被扣上反道義、反民主的「御用文人」的帽子。總之,對政府講話很難,擺脫各種神聖名義的陰影說該說的話也很難。然而,真要獲得心靈自由,是不能遷就任何一種形式的陰影的。知識分子只能面對真理,而不是面對各種名義。
此時,我的心情很好。因為我知道自己未來的路上將是陰影愈來愈少。此刻,我舒心地書寫著,窗外是娉娉的青山,窗內是靜靜的書桌,權力的鞭子在遙遠的彼岸,它的權威已在我心中完全瓦解,外部的評語對我也已不再重要,無論是歌吟還是攻擊,都不會再改變我的文字。這是何等難得的時光?我應該珍惜,應該趕快做。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所夢所求,不就是我此時此刻的情景與狀態嗎?不就是爭取一個沒有陰影籠罩的思索自由與表達自由的權利嗎!一個時代和一個社會階層的理想首先在我這張平靜的、陽光照亮的書桌上實現了。我感受到蒼天、大地、人間的全部厚愛都凝聚在眼前,凝聚在這一沒有陰影的書桌上。我要在青草般翠綠的稿子上寫下﹕謝謝你們,謝謝在故國土地上和異邦土地上支持我漂流和幫助我走出陰影的朋友們。
(原載《中國時報》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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