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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六輯 牛馬的解放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說，近現代中國婦女的解放帶有『奴隸解放』的特徵。廢除裹小腳制度如同奴隸解放的第一步﹕卸下手鐐腳銬；允許婦女同男子一樣上學讀書，如同奴隸解放的第二步，可以作為人進入社會。而我和自己的同胞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之後，也經歷一次解放，這次解放除了也有『奴隸解放』的特點之外，還帶有『牛馬解放』的特點。牛馬自然是比奴隸更低一等，所以解放時也更激動人心。當時從上到下、從開國元老到平民百姓都一致認為這是中國的『第二次解放』。但想一想這是從哪裏解放出來，便會明白是從『牛棚』裏解放出來。在牛棚以及牛棚所象徵的處所裏當了十年低首彎腰打掃廁所的牛馬，突然被宣佈『平反』，接著又被宣佈不僅是人，而且還是『革命作家』、『革命詩人』、『革命幹部』甚至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怎能不激動人心？怎麼不激動黨心軍心國心？我真的非常激動，並親眼看到幾位老師走出牛棚時彎著腰駝著背喘著氣，性情也變得非常馴良，完全像一頭老牛。 說類似『牛馬解放』，只是把『牛馬』作為家畜的代表，因此，『牛馬解放』還包括從其他畜類群中解放出來的意思。中國人很聰明，他們知道把人當成牛馬還不足以虐待人，應當把人當作狗才過癮。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強制被『揪』出來的幹部和知識分子鑽狗洞和當狗爬的就多得難以計數。我不忍把我尊敬的人和『狗』聯繫起來，這裏只是為了說明問題，不得不舉出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楊獻珍作為例證。非常湊巧，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革除黨校校長職務而來到哲學研究所的楊獻珍，一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另一位老太太）就住在我隔壁的一間只有十二平方米的集體宿舍裏。我們所住的樓房，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有名的集中營式的八號樓，然而，楊獻珍並不能在這裏『安居』。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他就被造反派揪回黨校批鬥，那時他已七十一歲，但還是讓他先坐『噴氣式飛機』，然後強令他下跪，最後又強制他在地上學狗爬。當時在背後指揮的是康生的妻子曹軼歐，他一面假惺惺說﹕『這是誰幹的？七十多歲的老人了，怎麼讓人家當狗爬？』但另一方面又策劃著更兇殘的一局，把楊獻珍送進鐵牢，而且一關押就是七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於許多人來說並沒有人生。他們在進牛棚當了牛馬豬狗在地上爬行之後，整整十年，其實再也沒有抬起過頭和直立起來走過路。這是我在青年時代目睹的人變為畜的歷史情景。正是由於這一情景深深烙在心上，所以我對『人的解放』才揚棄許多浪漫氣息，總是著眼於最低最起碼的層面，即只要求人必須與畜分開，不能讓人過著畜一樣的生活，人的解放首先應當從如牛如馬如犬的爬行中解放出來，也就是說，必須讓人作為人在地上直立起來。總之，人的解放的第一步是牛馬似的解放。如果這一步做不好，如果我們的同胞還有重進牛棚的恐懼和緊張，那麼，『解放全人類』的理想恐怕就不會有人相信。過去大陸天天學『毛澤東選集』，天天背誦『毛選』開篇的第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因此，人們便把分清敵和我作為中國進步的第一原理。而我則固執地認為，中國進步的第一原理應是分清人與畜（包括人與獸）的問題，即首先是一個把人當作人的問題。 （原載《中國時報》一九九七年七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