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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六輯
也談中國的吃人現象(二)
(二)
五四運動的先覺者們,他們在揭露批判「吃人」的時候,有兩種含義﹕一是批判小傳統,即指古代中國在某些時代某些大區的殘酷而野蠻的習俗;二是批判大傳統,即指古代中國宗法制度對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的扼殺。前者是實指,不帶象徵意義;後者是泛指,帶有象徵性。魯迅所揭露批判的「吃人」,屬於後者,即主要是象徵意義。而吳虞的揭露和批判則兩種含義都有,既有泛指,也有實指,既批判中國大傳統扼殺人的精神、靈魂、個性,也實指中國歷史上確確實實有吃人肉的野蠻現象。吳虞的揭露不僅有象徵意義,而且給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提供了一些不應當迴避的嚴重事實。
吳虞所列舉的《新唐書》所記載的張巡殺妾和曾國藩日記中所記載的賣人肉的事實,我不懷疑,而且我相信許多中國學者也不會懷疑。因為這是一種「基本事實」。用中國話來說,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種事實,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隊在南京殺了許多中國人和希特勒的軍隊殺了許多猶太人一樣,是一種人們都看見的、不容置辯的、也無需考古學者證明的基本事實。如果有人提出問題,說他沒有親自看見希特勒軍隊殺猶太人,請拿出所殺害者的骷髏來考證一下再說,就會使人感到很怪誕。中國人所以不懷疑曾國藩日記中所記載的賣人肉吃人肉的現象,就是因為太平天國革命時期這種現象大量發生。正因為饑寒交迫,人無法活下去,才會有革命。所以我們決不會去責問曾國藩﹕「你說當時賣人肉和吃人肉,那只是你和你的將士見到,我沒有見到,也尚未做人類方式的考證,所以我不能相信。」如果這樣責問,也屬怪誕。
張巡殺妾和睢陽城的吃人現象,也是唐代守城的所有將士「有目共睹」的慘烈事實。唐皇帝的軍隊平定安祿山造反之後,具有數萬人口的睢陽城只剩下四百人。唐皇帝和大臣們決不會懷疑張巡所作的非常行為,包括殺妾以激發將士的鬥志。所以,在張巡戰死後,唐肅宗皇帝下了詔書,追封張巡為「揚州大都督」,張巡的兒子張亞夫也被封為「金吾大將軍」,而且特別為張巡「立廟」,讓人們「歲月致祭」。
對張巡殺妾一事,在中國爭論的不是有沒有這一事實,而是爭論對這件事應當怎樣的評價。也就是為了守城,應當不應當這樣殺妾吃人?《新唐書》的作者把張巡傳列為「忠義傳」之一,自然是認為他的行為是「忠義」行為,當時皇帝為張巡「立廟」也自然是認為他的行為是卓絕千古的大忠大義。而吳虞的看法則相反,認為張巡不應當在忠義的名義下如此殘忍和野蠻。
(三)
無論是在象徵意義上,還是在歷史(事實)上,「吃人」都是野蠻的事,極不光彩的事。那麼,為甚麼到了「五四」運動時期,恰恰是中國的一批非常偉大或非常優秀的愛國者和學者作家要站出來揭發自己的父輩祖輩傳統中吃人的現象呢?
這是因為,在上一個世紀,中國在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人做了深刻的反省,並對「如何愛國」作了深刻的檢討。那時,「愛國者」的內涵。觀念有很大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變化,就是說,我們今天要愛國,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光說自己怎麼「地大物博」,再也不能沉醉於「東方文明」之中,而應當正視自己的缺陷,正視自己的「落後」和傳統中一切不文明、不光彩的現象,要為自己的落後和不文明而憂慮,只有這種誠實的、正視自己缺陷的「愛國者」,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梁啟超最先明確地指出這一點。他把愛國者分成為傳統意義上的「愛國者」(「言國民之所長」)和現代意義的愛國者,即「言國民之所短」的「憂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
到了「五四」運動時期,魯迅等文化先驅者更加激烈,批評那些不正視自己民族性弱點的「國粹主義者」,決不是「愛國者」,而是「愛亡國者」。而且批評一些國外的一些希望中國不要改革的人,說他們只想中國永遠只是供他們鑒賞的沒有活氣的老古董。而中國一群正直的學者,正視和批評一個畸形年代裡所發生的悲劇現象,正是為了使這種悲劇不再發生。飽受苦難的中國人已經受不了這種歷史悲劇的重演。
寫於一九九二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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