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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六輯 於心不忍 大約已經有十年了，我一直思考著『文學與懺悔意識』，這一課題自然得講良知。一講良知便牽涉到憐憫之心，不忍之心等，而提起不忍之心總是浮想聯翩，雖然有些事情過去很久了，但一想起還是折磨著自己。 一九六五年我到江西參加『四清』運動，並主持一個生產隊的四清工作。一天晚上，我召開『四類分子』會議，呆坐到八點多，見到會場只有兩個婦女和幾個十二、十三歲的小青年，便問身邊『貧協主席』﹕怎麼四類分子還不來？貧協主席指著這些女子和少年說﹕他們就是。開始時我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老地主死了，他們的兒女接替了父輩的位置，也被當作四類分子一樣的濺民。那時我剛大學畢業不久，政治立場非常重要，不敢多說話，但心裏總是不忍﹕這些女子和孩子是沒有罪的，父輩『剝削』過人，可是他們自己並沒有參與『剝削』。現在他們一個一個像被挨打過牲口，眼裏全是怯生生的光，頭埋得那麼低。十二、三歲的少年，人生還沒有開始，社會就剝奪了他們做人的權利……。 中國的『株連』是非常可怕的，許多硬漢子最後不得不低下自己的頭，不是因為自己怕死，而是因為愛，因為愛自己的妻子，愛自己的父親、母親和九族，特別是愛那些還沒有享受過人生的孩子。歷史上株連九族的故事，每一個都讓我心驚膽戰。我曾以為，『株連』的野蠻早已消失，現代文明社會應該不會再重復這種野蠻，然而，當我踏進社會之後，卻看見到處是這種野蠻，在文化大革命中，無數株連的故事使我害怕，然後又久久地折磨母親給我與我的無法硬化的不忍之心。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從批判歷史學家吳唅的《海瑞罷官》開始的。批了《海瑞罷官》，吳唅又作為反革命『三家村』的成員被『揪』出來。在全國全民的聲討之下，『三家村』的另一成員鄧拓毅然自盡。（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七日）『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他生前的詩句在自己的身上應驗了。而未能及時了斷的吳唅，則從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受盡人間罕見的折磨﹕被押到區、縣、市、工廠、農村、機關、學校輪番批鬥；被綁在烈日的枯樹下示眾；被拖到馬路上然後跪在粗沙粒上請罪；被皮鞭抽打得遍體鱗傷；被公安部長下令逮捕送上囚車送上牢獄；被扣上『蘇修特務』的帽子無處申說；最後被剝奪了生命、被剝奪了一切，連骨灰都不知下落，留給世界的只剩下一條血跡斑斑的褲子。 吳唅這種遭遇已經使我不忍心細說，可是，他妻子和女兒受到他的牽連而慘死更使我於心不忍。他的妻子袁震本來就體弱多病，一直病休在家，連大熱天都還穿著棉袍子。吳唅出事後她因難以和吳唅劃清界線而被打成『右派』，送進『勞改隊』，在又潮又濕的舊浴池裏幹活，結果雙腿癱瘓，比吳唅還先死半年。死前吳唅的兩個孩子曾把媽媽送到醫院，但醫務人員知道她是吳唅的妻子後，不敢搶救，眼睜睜地看著她死。最使我難過的是吳唅的女兒小彥和兒子小彰，父母死時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一歲。如果說，吳唅是『有罪』的，那麼，這兩個未成年的孩子應當是無辜的，然而，他們作為反革命家屬，不僅沒有人給予關懷，而且常被拳打腳踢。吳唅死後四年，吳小彥終於支撐不住而精神失常，可是，深入骨髓的記憶卻驅使她顛簸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去討取父親的骨灰。沒想到，『革委會』卻以『影響首長安全』為罪名把她戴上手銬、逮捕入獄。這一天她正得了闌尾炎，本該到醫院動手術，卻硬被送入牢房。哀痛、疾病，加上在牢中不斷被拷打（門牙被打掉，額頭被打開口子），她終於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慘死獄中，死時僅二十三歲。如果不是劫難的來臨，她該是帶著活潑、美和天真走出大學校門了。吳唅在寫作《海瑞罷官》時絕對想不到他這一著筆，會導致家破人亡，不僅帶給自己不幸，還帶給妻子、女兒這麼大的痛苦和死亡慘劇。他在《朱元璋傳》中曾描述過朱氏王朝專制下文化人的遭殃﹕『網羅佈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一個斷腸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網外圍觀的，在戰顫，在恐懼，在逃避，在偽裝。』在這段描寫中，說明吳唅深知中國專制對正直敢言的文化人絕對不留情，但他沒想到，委任他當了北京市副市長的現代文明國家也會對他絕不留情，並使他的女兒也斷腸破胸，慘死於血泊之中。 吳唅的遭遇在大陸家喻戶曉，但他的妻子和女兒的故事恐怕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因為知道了，總是於心不忍。時間雖然過去二十多年了，但這些故事仍然常常刺痛我的良心。我和吳唅一家雖然素不相識，但故事畢竟發生在我們的國土，傷心之劇畢竟發生在同胞兄弟姊妹身上。我今天寫著這些文字，已經不能安慰死者了。但是，我想藉此期待﹕下個世紀的中華，也許還有政治爭戰，但願爭戰的英雄們，能憐憫像吳小彥這類無辜、無助的孩子！ （原載《中國時報》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