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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五輯 北京名利場 北京有許多名利場，對人很有吸引力和誘惑力，其中有一個就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當上全國政協委員，便會帶來名利，因此，有一些知識者、小商人和小官員相當嚮往。 政協是共產黨執政後創造的一種政治形式。它的初衷在於吸收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士共商國是，它既是『統一戰線』的一種具體建構，又是共產黨聽取批評的場合，這一設計是很不錯的。千家駒先生是第一屆全國政協的籌委會委員，他一定很理解政協建立的初衷，所以敢於直言、敢於批評，但是，這種批評的代價是他分別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八九年兩次被開除出政協。把敢於直言批評的千家駒先生開除出政協，說明政協在變質，至少說明現在的政協已違背草創時的初衷。我曾說過，不是千家駒先生需要政協，而是政協需要千家駒先生。一個擁有十二億人的大國，一個執政黨內沒有反對派、執政黨外沒有反對黨的大國，一個中央擁有二千委員、地方擁有數萬委員的政協，能像千家駒先生這樣敢於無私地說真話的人幾乎沒有，或者說，只有可數的幾個。政協多麼需要千家駒先生呵，可是政協卻把千家駒先生開除了，開除了不同聲音自然就清靜得多，可惜，這是死水般的清靜，是掩蓋著問題與矛盾的清靜。連個人的不同聲音都害怕，更何況反對派、反對黨的聲音？執政者不知道，異端對於社會的健康是絕對必要的，不同的聲音、批評性的聲音對於中國政府的健康和中國社會的健康絕對必要的，當然，對於政協本身贏得存在的意義和擁有起碼的活力，更是必要的。 有批評，有敢於對國家領導人說真話的批評，政協才有『質』，才有生命，才有制衡力。如果政協不能容納批評的聲音，那麼，進入政協當上了政協委員有甚麼意義呢？難道千里迢迢到北京去當喜鵲？難道僅僅為了帶上一頂桂冠顯耀於朝、方便於市、滿足一下虛榮心？十五年前，我第一次當上全國政協委員，一方面因為聽到千家駒、吳祖光、費孝通（以後不知道他為甚麼沒有聲音了？）等人的發言而興奮，一方面則對許多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只唱頌歌不敢批評的庸俗作風感到非常失望，特別是一九八七年初反對自由化之後，政協顯得更沒有生氣，許多老政協委員簡直馴服得像幼兒園的小孩，他們只有感激心態，沒有憂患意識（或許有，但也不敢表達），只敢批評人民，不敢批評政府。這種委員只能『充其量』，絕對不能提高政協的質。我在政協開會時常常逃會，原因之一就是聽不到負責的、有質量的批評；原因之二是我所在的文學研究所有八名政協委員和一名人大常委，即使逃會，也能知道會上會下的花絮故事。 寫於一九九八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