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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四輯

走出陰影與幻相

香港《南華早報》《打開》雙週刊的朱瓊愛小姐,約請我『展望二十一世紀文化』。在約請函中她說﹕『許多人都說文學已死。……我們當然不希望如此,但也會想想這是否代表文學走到了另一發展階段』。

『文學已死』的說法未免過於武斷。上個世紀初尼采宣佈『上帝已死』,但上帝並沒有死;現在宣佈『文學已死』,文學自然也不會死。不過,死亡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不可知』。許多宗教家與哲學家都在解說死亡之謎。如果我採用黑格爾《邏輯學》中的死亡界定,那麼,死亡不過是一種已經和存在一起被思想到了的虛無。它既不是一種東西的消失,也不是一個人的消失,而只是一種陰影。如果對死亡做這種形而上的假設,那麼,說世紀末的中國文學籠罩著陰影,則一點也不過分。對二十一世紀的展望,其實正是一個如何走出陰影的問題。

中國的二十世紀文學,特別是大陸下半葉的文學,一直被政治陰影和意識形態陰影覆蓋著,這是一個事實。而現在,它又與西方文學一樣被強大的市場潮流的陰影覆蓋著,這也是一個事實。毫無疑問,只有敢於走出陰影、敢於退出市場的作家,才能贏得二十一世紀。關於這點,我以前已經說過,今天,我卻要揭示另一種陰影,這是文學本身基本寫作方式的陰影。它和二十世紀一樣,已經走到時間的盡頭,彷彿一點『山窮水盡』。

所謂基本寫作方式,一種是傳統現實主義方式,一種是前衛藝術方式。前者流行於本世紀的大部份時間,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式微;後者則流行於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傳統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屬這一範疇),均以反映論作為哲學基點和寫作視角,作家的眼光與現實事態的水平是同一的。六、七十年代,大陸的文學『掌門人』過分強調作家的世界觀,結果使現實主義變質成偽現實主義;八十年代的作家擺脫世界觀的牽制,注重現實事態,但眼光往往未能超越對象水平,因此也未能從根本上擺脫譴責、控制、暴露和情緒渲洩等模式。九十年代出現一批新銳作家,他們重新定義歷史,重新寫作歷史,然而,他們實際上是通過編造故事而逃避禁區和迴避現實的根本,因此也常常顯得無足輕重。到了世紀末,這種寫作方式已陷入難以繼續生長的困境。

前衛藝術方式的產生乃是對現實主義的不滿與反動。中國的前衛藝術(也可稱先鋒藝術)一直不發達,這顯然是中國缺少它生長的土壤。中國的現實太痛苦、太嚴峻,它和西方那種物質過勝而感到無聊的社會環境極不相同,因此,完全迴避現實與完全退入內心時間不太可行。即使可行,也面臨著與西方前衛藝術相似的絕境。西方在畢加索之後,一直進行著藝術革命。這場革命發展到後來便是以『後現代主義』為理論旗幟的智力遊戲。它完全拋開人的主體而走火入魔地玩形式、玩語言、玩策略,他們以工具代替存在,以形式代替精神本體,把語言當成最後的實在即最後的精神的家園,把藝術當作一種程序,一種觀念,一種碎片。結果,我們看到的是只有後現代主義的理論空殼,而無創造實績﹕誰能舉出一部後現代主義的經典作品呢?到了世紀末,人們終於逐步看到,所謂前衛藝術,只是一種幻相,只是一片虛幻的白茫茫。中國把前衛藝術方式引到文學中來,終究沒有太大出色。

傳統現實主義寫作方式與前衛藝術寫作路子已經走到盡頭,陰影橫在路口與頭頂,怎麼辦?出路總會有,但必須自己去尋找。就在困惑之際,我讀了高行健剛剛完成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聖經》,讀後為之感到十分振奮。完全出於我的意料,這位在大陸激發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先鋒色彩很濃的朋友,會寫出一部如此貼近現實、如此直接觸及政治的書。他的『貼近』與『觸及』,不是『反映』式地在現實表面滑動,而是踏入歷史深層,觸及現實的根本,把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過的一個大現實時代中人的脆弱、人的內心恐懼等多重心理活動精緻入微地刻劃出來。所以我從小說中感受到的真實不是一般的真實,而是近乎嚴酷的多重真實。這是注重營造故事情節、典型和注重靜態心理分析的老現實主義無法達到的。

高行健顯然屏棄傳統的現實主義方法,而把現實描寫推向極致和另一境界。這堛疑鶬銢O作者進入現實而又從現實中走出來,然後對現實進行冷眼靜觀,靜觀時不是用現實人的眼光,而是用當代知識分子的眼光,一種完全走出歷史噩夢和意識形態陰影的眼光。這種眼光正是可以穿越現實的哲學態度與現代意識。有這種眼光與態度,高行健就在對現實的觀照中引出一番對世界的新鮮感受和對普通人性的真切認識,並由此激發出無窮的人生思考,從而把現實描寫提高到詩意的境界。這樣,小說就不僅是現實的歷史見證,而且是特定時代人的普遍性命運的悲劇展示。能把一個災難性時代齷鹺、殘酷、無聊甚至無恥的現實描寫得如此富有詩意和富有現代哲學意蘊,真可說是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功夫。

《一個人的聖經》給了我啟迪﹕一個屏棄舊現實主義方式的作家並不意味著他必須迴避現實,相反,他可以更加逼近現實,可以挺進到現實的更深處;而在形式遊戲走向絕境的時候,作家在拒絕形式遊戲的時候也並不意味著放棄形式的探求,他可以找到蘊含著巨大歷史內涵的現代詩意形式。高行健找到的寫作方式也許可以命名為『極端形式主義』方式,但他是一個沒有主義並反對任何主義對他進行規定的自由作家,未必贊成我的命名。

贊成不贊成,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這一例子給我們帶來信心﹕環境與年代(時空)無法決定文學的生死。要緊的是作家保持無窮的原創力,敢於走出二十世紀投下的各種陰影和幻相,踏出自己的新路。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的曙光是對陰影與幻相的超越,新一輪的文學太陽是不會重復二十世紀運行的軌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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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式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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