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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四輯 重寫中國近代史的期待——簡答胡繩先生 麥田出版社即將出版《告別革命》台灣版，收入王德成教授主編的《麥田人文》叢書之中。李澤厚和我都為此感到十分高興。 一九九六年《告別革命》首次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一九九七年又發行增補本（第三版）。香港這一彈丸之地，《告別革命》又是思想性著作，兩年內能三次印行，說明人們關心我們提出的問題。據天地圖書公司的朋友相告，許多大陸的讀者到香港時買了這本書，因此在國內便產生了影響。九六年六月六日，北京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邢賁思的《堅持馬克思主義不動搖》，此文發表後，新華社全文轉發，全國各報轉載，包括晚報、商報。文中對《告別革命》進行評判。他說﹕提出『要告別革命』，『目的在於取消主流意識形態即馬克思主義』。這篇文章發表後，『告別革命』觀念開始在大陸引起爭論。在邢文發表的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發了一份供評判之用的長達二十九頁的材料，題為《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一書給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提出了一些甚麼問題》。 這份材料以『告別革命』、『革命破壞一切』、『關於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的社會生活』、『關於毛澤東的評價』、『關於馬克思主義』、『關於哲學』、『關於文化與藝術』、『關於中國近現代史』、『關於中國未來的道路』等十一個專題對《告別革命》一書進行隔裂性摘要。每一大標題之下又加了『只要中國有特色，不管社會性質』、『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主長多元化的和平共生』等評判性小標題。這份材料使大陸思想學術界瞭解了《告別革命》一書的片斷。這之後，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召開座談會批評我們提出的觀念，奇怪的是，主持會議的所長張海鵬不談學術，也不顧我們對美國文化批評，卻說李澤厚和我因為在美國擔任講座教授、客座教授，自然要替美國的『和平演變』說話。同年十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對《告別革命》正式表態。他在《百年潮》創刊號上發表談話說﹕ 『我的一個比我年輕的老朋友和另一個也曾相識的朋友宣告說，要告別革命。其意似乎一是要否定歷史上的一切政治革命（大概工業革命不在被否定之列），這恐怕只能表明自己的狂妄，二是要表示不贊成以後再有革命。我想，一個人發誓再不同任何革命發生關係，這只好由他；但是如果此人竟以為革命將因為他的「告別」而不再發生，未免過於幼稚，至少與科學研究相去萬里……』 胡繩在訪談中對以後為甚麼還會發生革命作了這樣的解釋﹕『人類所面臨的許多巨大的矛盾（問題），例如世界性的環境保護等，都不是在資本這樣的框框內所能解決的。資本主義雖然還會有發展，但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始終不得解決。因此我認為，還得有社會主義革命。』 胡繩此次談話由於中新社向海外報刊轉發，才引起我們的注意。仔細讀了胡繩的講話，李澤厚和我的共同感覺是﹕胡繩沒有通讀我們的書，大約只讀了書皮，頂多是讀了科研局的『摘要』，所以就武斷地說我們『否定歷史上的一切政治革命』。其實，我們一再說明，我們不是否定過去的一切革命，而是否定『革命神聖』、『革命必然』、『革命動力』、『革命唯一』等觀念，即把革命當作聖物、把改良當作毒物的觀念。歷史的發展，不能說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動力，改良、妥協、讓步、發展生產力就不是動力。如果把暴力革命視為歷史前進的唯一的『必由之路』，那麼，歷史就只有一種悲慘的宿命﹕只有戰爭，只有流血，只有遍地橫屍，歷史才能前進一步。以往數十年，統治大陸學界和思想界的就是這種『革命——歷史動力論』和『革命——歷史必然論』。包括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也是革命動力論的具體演繹。 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描述的是中國近代史。然而，在胡繩的眼裏和筆下，中國近代的『正史』，只是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革命和辛亥革命這『三大革命高潮』的歷史，只有這三大革命高潮才是中國近代的歷史動力和歷史實在，而洋務運動和戊戌維新運動乃是近代史中的『邪史』，它只是歷史的多餘物和死物。他認為﹕『洋務派是在封建地主階級日益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一個支柱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他們所辦的『洋務』只是『封建性的、買辦性官辦軍事工業』和『官督商辦企業』，『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起了嚴重阻礙作用』。而改良主義的變法維新則『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 胡繩完全無視洋務運動在奠定中國近代工業基礎、衝擊傳統道德中心主義、傳播西方科學技術、打開中國人的眼界等方面的重大歷史作用，也完全無視戊戌維新運動在開創中國制度文化層面變革的先鋒作用，以及激發中國近代歷史發生裂變和推動中國自我更新的巨大歷史功勳，並且完全拒絕思考中國選擇改良道路的可能性。胡繩所闡釋的中國近代史，只是胡繩用毛澤東的歷史觀點，即暴力革命動力論進行講述的片面故事。在這一故事裏，義和團運動被膨脹得比戊戌運動更重要、更偉大，這顯然說不過去。我們因為覺得太過份而對此提出質疑，不能說沒有理由。胡繩這本書用最激進觀念解釋中國近代史，簡單武斷的結論很多，值得商榷的問題比比皆是。但它在王震將軍代表的官方高度讚賞下卻印行數百萬冊（包括簡寫本），流行二十年，至今仍然被大陸視為近代史的權威闡釋，沒有一個近代史研究者敢於正面對胡繩的歷史觀和他的這部代表作提出認真的批評和質疑。在這種情況下，李澤厚和我在《告別革命》中對胡繩提出溫和的批評並反省一下大陸近代史研究著作中的革命傾斜，恐怕算不了甚麼『狂妄』。倒是胡繩應當放下架子，謙卑地想想自己對中國近代史的獨斷性描述是否妥當？你筆下的絕對本質化的革命圖像是否符合歷史實際？ 說到這裏，我想藉此機會表明一種期待﹕應當重寫中國近代史，應當重新闡釋中國百年史。把歷史視為階級鬥爭史的觀念應當改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歷史視角以及這一視角下所建構的近代史學框架應當有所檢討、有所修正、有所更新。諸如胡繩所表明的那種歷史觀念，不能認為是『理所當然』，現在應當對以往那些『理所當然』的看法重新審視。中國一百多年的近代史，是極為豐富複雜的活生生的歷史，其中包括本世紀內戰不斷、殘殺不斷的慘痛歷史教訓，這段歷史不是『革命與反革命兩極對壘』、『一邊英雄一邊劊子手』這種簡單描述方式可以解釋得了的。幾十年過去了，中國的狀況和人們的眼光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而近代史書還老是停留在毛澤東思想的版本，連鄧小平理論的版本都出不來，更不用說具有史家獨立主體性的版本，這種情況難道不應當改一改，變一變嗎？ 如果胡繩不僅只是讀書皮，那麼，還應當注意到，我們並沒有說過，以後不再會有革命。我們可沒有開過這種『保票』。對於『以後』，我們一再說，仍然會有兩種可能性﹕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與和平改革的可能性。但是，我們主張應當告別那種暴力革命乃是歷史必由之路即唯一可能的固執觀念，而努力去爭取和平改革的可能性。矛盾無處不在，階級衝突到處都有，但通過階級協調的辦法解決矛盾比通過階級鬥爭特別是階級鬥爭的激化形式（暴力革命）的辦法好。大陸過去幾十年不斷折騰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要迷信革命，也不要迷信社會主義革命，六、七十年代，迷信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是把千百萬人掃進牛棚，是知識分子像牲口似地在豬圈裏呻吟。巨大的傷口尚在，死亡的深淵之影依然常在人們的額角閃動，胡繩怎麼義憤填鷹地鼓動繼續革命？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的歷史經驗教訓很多，但最重要的恐怕是在應當停止革命、從事建設的時候卻仍然繼續革命，即繼續帶著戰爭時代那股敢死隊的情緒繼續往前衝殺，大規模地虛設各類敵人，給自己的國家樹立龐大的敵人系統即所謂『革命對象』。這種思路是到了變革的時候了！ 一個歷史學家，不能老是停留在『黨立論，我寫作』的模式上，而應當以史學主體的身份獨立地面對歷史教訓，並去尋求更符合實際，符合人性和符合人類最高利益的思考。倘若不是這樣，倘若還堅持革命拜物教的老觀念，就會變得非常荒謬。就以胡繩例舉的『環境保護』的問題來說吧，就大可不必動刀動槍，大可不必呼喚革命。儘管垃圾會毒化空氣，工業廢料會危害江河，現代科技會污染湖光山色，但完全可以通過改良、協商、法治等辦法解決。而胡繩卻認為『環境保護』不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可以解決的，非革命不可，那豈不是說，解決垃圾廢料也得大動干戈，流血一場？像胡繩這種連解決『環境保護』問題也需要『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張，實在是一種革命狂熱。或者說，是一種距離科學態度十萬八千里的激進『打倒』情緒。對此，我們不得不向胡繩說﹕在你老先生身上，革命崇拜的流毒實在太深了。這正好說明，我們『告別革命』很有必要。應當坦率地說，我們絕不會為了『環境保護』去充當社會主義革命的戰士和烈士，讓人間大地帶上更多的血腥味。 除了胡繩、邢賁思等國內論者的譴責之外，《告別革命》還遭到海外論者的評判，他們說告別革命是為了討好政府，為了想當官。可是，也有朋友說﹕你們兩邊不討好。聽了這話，我回答說，他們兩邊異曲同工，從不同立場和角度都認為暴力革命是好東西，當然都不高興。還回答說﹕不討好任何人，正是思想者的本性。既不迎合當權者，也不附和反對派，只面對真理說話，這應當是思想者最高的心靈原則。不討好並不意味著『狂妄』，無論是當權者還是反對派，誰說出真理，我們都會感到高興，無論哪一方作出有道理的批評，我們都願意聽取。我們只是不喜歡政治帽子和情緒化的語言。 不贊成我們的觀念，這沒關係，重要的是認真、心平氣和地討論。掌握權力不等於掌握真理，胡繩可別忘了這一點。像胡繩、邢賁思這些親身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摧殘、政治劫難的人，應當知道創造平等討論問題的人文環境是何等重要。可是，《告別革命》卻在大陸遭到禁止，我的文章至今無法在大陸報刊上發表。共產黨是個執政黨，說要『告別革命』，是說不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造反，為甚麼連這點意思也害怕？神經如此脆弱，禁錮如此嚴密，這不值得反省一下嗎？胡繩批評我們的時候憤憤不平，但對政府的禁錮，為甚麼那麼心平氣和？ 藉著《告別革命》在台灣出版的機會，我對胡繩的批評先作個簡單的答覆，這之後，我將會對《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作出更加學術化的批評。 （原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八年五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