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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三輯 彌爾頓評『禁書』 寫了《讀『中國禁書大觀』》，還想說點話。於是想起了一六四四年英國大詩人約翰．彌爾頓（一六零八至一六七四）在國會的那份著名的講演辭，後來成了名著的《論出版自由》。 英國的詩人，除了拜倫、雪萊之外，讓我醉心的就是彌爾頓。他的長詩《失樂園》很早就進入我的心域。其實彌爾頓不僅是偉大的詩人，而且是個偉大的思想家，在克倫威爾攝政時期，他除了發表《論出版自由》之外還發表了《偶像破壞者》、《為英國人民聲辯》等號角式的支持共和的文章。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彌爾頓遭到君主主義者的迫害，生活困頓，雙目失明，但他除了創作長詩外還完成了六卷本的《英國史》與《莫斯科國史》，無論是他的詩還是他的論著都是對壓迫的反抗和對自由的呼喚。 他的《論出版自由》，可說是一篇詩的政論，或者說是政論的詩。他在論證出版自由的必要時指出，專制者（包括政治專制與宗教專制）總是分不清好書與壞書。書籍不是死的東西，它包藏著一種生命的潛力。就書的總體來說，確實有兩重性。一些書像一個寶瓶，它把創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純淨的精華保存起來；有些書則像神話中的『龍齒』，繁殖力極強，一播種下來，便會長出嗜鬥嗜殺的武士。說書絕對不可禁未必對，但禁不是一個好辦法，何況專制者嚴禁的總是一些被他們視為異端的書，這些書又正是好書。而一旦禁止好書，這是一種類似殺人似的罪惡。彌爾頓說﹕ ……如果不特別小心的話，誤殺好人和誤禁好書就會同樣容易。殺人只是殺死了一個理性的動物，破壞了一個上帝的象；而禁止好書則是扼殺了理性本身，破壞了瞳仁中的上帝聖象。許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個負擔，但一本好書則等於把傑出人物的寶貴心血薰制珍藏了起來。目的是為著未來的生命。……因此我們必須萬分小心，看看自己對公正人物富於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進行了甚麼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樣把人們保存在書籍中的生命糟踏了。我們看到，有時像這樣就會犯下殺人罪，甚至殺死的還是一個殉道士；如果牽涉到整個出版界的話，就會形成一場大屠殺，殺死的還不止是塵凡的生命，而且傷及了精英或第五種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氣。（《論出版自由》第六頁，北京商務印書館，吳三椿譯） 彌爾頓把禁止具有異端思想其實是理性的書，視為一種『殺人罪』，而且把由國家與教會對整個出版界的普遍嚴格查禁（如文化大革命中大陸所為），視為一種『大屠殺』，這種銳利的眼光和判斷，決不能視為只是詩人的義憤之辭，它確實包含著真理﹕書籍確實就是生命，正如不能任意拘捕殺戮一個人一樣，絕不能拘捕殺戮一本書，殺了好書，不僅是殺了現在，還殺了將來，而且是殺了現在與將來的理智本身的生氣。在文化大革命中，彌爾頓的話多次浮上我的腦際，使我確定不移地相信，這種所謂『大革命』，恰恰是『大屠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所以不遺餘力地批判這種大革命（至今熱情未減），就是想到﹕中華文化的生命和人類理智的生命要恢復它的生機，就絕對要痛斥這種大屠殺，本世紀大陸知識分子的良知責任，就具體地體現在這種痛斥之中。許多當權者缺乏對禁止書籍的嚴重性的認識，所以我特地介紹一下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希望大陸的官員能撥冗一讀。 寫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