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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三輯

與白先勇教授商討

讀了《明報月刊》第五期白先勇教授的文章《五四與世紀末的文化觀察》,很想好好商討一下。

先勇兄雖是文學教授,但畢竟是出色的作家,所以談起『五四』,也不拘泥於一般學人的三十能一貫、五十年不變的陳腐看法,而以作家的敏銳和特殊視角直言不諱,提出問題。提出問題而激發人的思維,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學術文章當然也要回答問題,但以為一回答就能解決問題,仍是一種學術烏托邦。在世紀末的沉悶空氣中,我喜歡先勇兄這類不僅說真話而且說新話的文字,也喜歡讀點少作姿態而多作詰問的文字。這種文字遠勝於故作艱深的高頭講章。

《五四與世紀末文化觀察》提出的問題甚多甚大﹕二十世紀中國有沒有文化巨人?倘若沒有,原因是甚麼?五四前既然有《紅樓夢》等精彩白話小說,那麼,五四的語言革命是否必要?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成就有限在於徹底破壞自己的文化傳統,那麼,下一世紀文學的希望就在於親近傳統,甚至必須有一個復興傳統的文藝運動,這一見解,是否妥當?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值得討論的。我雖然未能全都認同白先勇教授的看法,但也希望新文學的創造者與研究者不要生氣,不要擺出五四衛士的姿態,而是共同進入問題。

我的被限制於千字之內的專欄文章當然不可能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但我想先商討一個問題,這就是文學評價的尺度問題。先勇教授認為,『講到文學成就,文學到最後恐怕還是個文學藝術;至於內容,也許因為受當時政治、社會的影響,要具有社會意識、革命意識,這些東西看起來很重要,但最後作為判斷的時候,文字畢竟還是藝術,而且文字是很重要的。』基於這一看法,白先勇認為張愛玲的文字是最美的,那麼,也應當是最有成就。在這段論述中,白先勇把文字藝術看作文學的最後實在,也是文學成就最後判斷的依據,而不把文學的精神內涵也視為最後實在之一與最後依據之一。以往大陸把革命意識、社會意識視為第一要素當然不對,但是,卓越的文學作品卻不能不有深廣的精神內涵(包括心理內涵、時代內涵、關懷內涵、審美內涵等)。陶淵明的詩歌文字未必是最美的,但它因為提供了獨一無二的隱逸內涵而成就非凡。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文字也未必能比得上屠格涅夫,但他們的作品卻因為具有巨大的精神內涵而超越屠格涅夫並構成了文學巔峰。倘若精神內涵蒼白,這兩位大家能成其偉大嗎?在先勇兄提出許多問題的時候,我也提一個問題作為回應和討論的開始。

(原載《明報》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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