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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二輯

璞玉---緬懷鄭朝宗老師(之二)

八十年代塈琠M鄭老師不斷通訊,而督促我讀《管錐編》、學習錢先生學品人品是老師信件的主要內容,他幾乎每封信都要叮嚀我。鄭老師還寫信給錢先生,說我是他“最可靠的學生”,他用“最可靠”這個詞,使我感動不已,至今難忘。後來錢先生對我格外關懷格外信賴,(以後我會在紀念錢先生的文章中細說),除了我自身的心靈傾向與心靈狀態得到錢先生的摯愛之外,自然與鄭老師的竭力推薦有關。鄭老師在給我的信中對錢先生一往情深,他對錢先生的評價與描述,每一句都是真摯的冰雪文字。這些年我多次為這些信件的下落而焦慮。人生的挫折與磨難我不怕,北京一群強人打劫我的居所也不可能動搖我的信念,可是師長與友人給我的玉石般的書信如果丟失了,卻會讓我心疼到死。幸運的是,在一九八九年離開北京的那個清晨,我於慌亂中抓了一把信件恰好有三封是鄭老師的。其中有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的一封信,信上說﹕

你現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讀書》第一、第二期上發表的文章氣魄很大,可見進步之速。但你仍須繼續爭取錢默存先生的幫助。錢是我平生最崇敬的師友,不僅才學蓋世,人品之高亦為大師自居者所望塵莫及,能得他的賞識與支持實為莫大幸福。他未嘗輕許別人,因此有些人認為他尖刻,但他可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我與他交遊數十年,從他身上得到溫暖最多。一九五七年我墮入泥潭,他對我一無懷疑,六十年摘帽後來信並寄詩安慰我者以他為最早。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應該緊緊抓住這個巨人,時時向他求救。

這封信的意思,鄭老師叮嚀過我幾回。他的提示我記在心堙C一個品學兼優的文化巨人就在附近,高高的山巒就在身邊,我記住了。鄭老師對錢先生的崇敬之情感染了我,使我更認真地讀錢先生的書。一九八六年初,我已經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一年多了,有許多事我都去請教錢先生。每次到錢先生家堙A他和楊先生都非常高興,除了談工作,我們總要提起鄭老師。鄭老師的名字顯然是條潔白的紐帶,它的潔淨與純樸,使錢先生對我格外信賴,從為我題簽散文詩集《潔白的燈心草》開始到破例地出席我主持的三次大會(他從不參加任何會),都不尋常。鄭老師要我好好向錢先生學習,而我從他的教誨中首先學到鄭老師的品格﹕他的朋友之愛這麼真、真麼純。說知音難求,是像鄭老師這種知音才真的難求,這是一種品格、學識、情感、境界都集於一身的知音,這是時間、空間、人間邪惡無法動搖與影響的盤石般的知音。

鄭老師對妻子、友人、學術的真誠純樸使我感動,而對於我---一個學生的真誠純樸,更是讓我感激。我在下筆寫這篇悼念文字的時候,情感是雙重的,一重是傷感,另一重則是自豪感。鄭老師的去世帶給我的憂傷不知道要多麼久才能抹掉?如果有一天,我回到母校廈門大學的海濱,在沙灘上悄悄落淚,那一定是我想念著那些愛我但不在人世的老師,其中首先是鄭老師。除了傷感,我便覺得自己有幸成為鄭老師的學生,一個有許多弱點和缺陷但卻得到他厚愛的學生。一九八八年,他已到古稀之年,而且身體很弱,但是他還是要藉文代會機會到北京。他說他不是想來開會,而是“到北京看一老一少”。老的自然是錢先生,他在給我的信中說﹕“錢先生也在想念我,多年朋友至少得再見一次。”少的就是我。到了北京,一進我家,第一句話說的就是要見一老一少。看到老師稀疏的白髮,看到他擠在我書房(兼臥室)的小角落婸△蛦o句話,我馬上轉過身去偷偷抹掉眼淚。妻子見我傷情,就連說鄭老師精神很好。和他一起到我家的有陳永春(泉州市長)、劉登翰和中新社的林華、王永志等好友。那天晚上,我特別高興,很想對鄭老師說你要多多保重身體,可是說不出,反而是他老人家一再勸我﹕人到中年,工作又多,可千萬要注意身體,不可太勞累。過了兩天,我們又見了一次面。這一次我們單獨交談,他對我說了許多“私話”和“知心話”。每一句都真的是“語重心長”。他說的話很多,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要懂得“壕塹戰”。他說﹕你生性率真,敢於直言,不留餘地,這是好的,但屢屢赤膊上陣,一旦中箭倒下,反倒可惜。這一意思倘若是別人勸我,我可能要辯白幾句,可能要說“我不赤膊誰赤膊?!”但由鄭老師相勸,我便覺得他從情感最深處關懷我,而且有道理。我的確鋒芒太露,說話總想說個痛快、徹底,完全沒有設防,這一面是失去自我保護能力,另一方面也沒想到別人能不能受得了。到海外之後,我身處異國校園草園,心境平靜,想起鄭老師,更覺得他的話是對我的至仁至愛,格外寶貴。說到這堙A有人也許會以為鄭老師在勸解學生明哲保身。不是的。鄭老師對我的仗義執言,敢於批評社會黑暗是衷心支持的,他的信件常常給我力量。就在這次見面之後,他返回福建立即給我寫信說﹕

近在人民日報上見君一文,其中頗多創見,敢言別人之所未言,此種膽識至堪欽佩,想錢先生必與鄙意相同。目前國內人門戶之見仍極牢固,前途當仍有連續惡戰,為維護真理,死生以之,此亦我國傳統美德之一,宜加繼承。所宜注意者,即勿讓兩面二心小人乘機撩撥,從中取利,是高明人,自知保衛,無庸愚之喋喋多言矣。

鄭老師勸我注意“壕塹戰”,並非讓我回避真理,而是教我如何更好地“我維護真理”去作“死生以之”的奮鬥。這與魯迅主張“壕塹戰”而崢崢硬骨猶存是一個道理。

鄭老師對我的關懷和厚愛從學生時代就開始了。大學三年級,他開始講授《西洋文學史》。尚未聽課,我就聽到其他老師介紹說,鄭老師有學問,但他是個摘帽右派分子,只能接受知識,不要私下交往。我當時是個乖孩子,絕對聽黨的話,也就不敢私下拜訪。這一點使我離開廈大之後幾十年一直悔恨不已。年青青我甚麼就這樣膽小、聽話、坐失求教的大好時機?太沒有出息了。今天我更是把這一點視為青年時代的一個錯誤。幸而在課堂堙A我洗耳恭聽鄭老師的課,常常聽得入迷,課後又絕對按照他的指教閱讀所規定全部必讀的書目,從《伊利亞特》、《奧德賽》到《神曲》、《浮士德》、《唐璜》等等。下課時間我總是要到講台前問他各種問題,有一回我問到“托爾斯泰批評莎士比亞有沒有道理?”他愣了一下,認真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的溫馨和喜悅,永遠使我難忘。鄭老師對學生極為嚴格,必讀的書非讀不可,他的考試也極嚴格而別開生面,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會出一系列的填空題,例如《俄底浦斯王》的作者、《復活》的男主角,都屬於填空對象,倘若沒有認真閱讀就混不過去。期末考試時他出了更多難題,結果得五分的同學極少。我因得益於高中時就讀了許多西方作品,加上特別喜歡鄭老師的課,就學得特別開心,成績優異。期末考試時,我分析哈姆雷特形象,把背誦的段落加以引證,使得鄭老師非常滿意。他甚至激動得情不自禁地在我的考卷背後題了詩。此事是考試之後許懷中老師告訴我的,他說,這次你的《西洋文學史》考得特別好,鄭老師高興得題起詩來。然而,因為鄭老師是個“右派分子”,不可接觸,我竟然無法到鄭老師家去問及此事。這件事一直鼓舞著我,到北京時,我把鄭老師的《西洋文學史》講義裝進箱子,在大北方的燈火下,我一次又一次翻閱。一捧起講義,我就想起鄭老師題詩的事,這不是我自己受到欣賞而自美,而是我從中看到一種人與文化的炬火﹕一個老師可以為一個學生的好成績如此真摯地興奮,如此熱血翻騰而難以自禁,這是何等偉大的教育者?何等偉大的教師性情啊!

寫於一九九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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