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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原 劉再復 第二輯 緬懷王錦發先生 昨天打電話到馬來西亞《南洋商報》找總主筆王錦發先生，電話員告訴我﹕他已經去世一個多月了。 他竟然已不在人間！我在電話機旁久久地發呆著。不必多問，他是死於癌癥的。兩年前他就告訴我﹕他得了癌了。還叮囑說，在海外，他只告訴我和李澤厚，不想打擾其他朋友。聽了這一消息，我很難過，一時說不出安慰的話。反而他來勸我﹕不要緊，我可以支撐下去，可以繼續工作。 我第一次認識王錦發先生是在一九九三年八月間。那時馬來西亞召開《中華文化邁向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是與會者，他是主人。我一到吉隆坡，他就請我到嶄新的報社大樓去。剛坐下來，他就告訴我﹕《南洋商報》是陳嘉庚先生創辦的，你的母校廈門大學也是陳嘉庚創辦的。陳嘉庚的名字像神奇的靈犀，一下子就把我們連接成朋友。他說他對陳嘉庚先生特別崇敬，這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好是陳嘉庚先生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商報要好好紀念他，請我寫一篇紀念文章，我立即答應。回美國不久，我便寫了《永恆的文化紀念碑》寄給他。接到文章後，他非常高興，在電話上對我說﹕原來你性情特別，也得到陳嘉庚先生的神助。錦發兄敬愛陳嘉庚先生，除了仰慕老先生的精神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自己特別關注教育。在吉隆坡的會，他發言談的是教育，在會下幾次和我談的也是教育。他談的一點意見讓我印象極其深刻。他說，教材不能只是選舉那些壯烈殉道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英雄的故事，還應當選些具有人性溫馨和生活情趣的詩歌、小說、散文。他還舉了個例子﹕馬來西亞二戰後的小學課本裏有一課是﹕“排排坐，吃果果，你一個，我一個，妹妹睡了留一個。”這個意思使我深深共鳴，也使我瞭解這位性格倔強的朋友，心內一種很深的人間關懷和對孩子的摯愛。 也許是陳嘉庚先生的繼續“神助”，也許是人間關懷方向的契合，離開馬來西亞之後，我們便成為朋友。他很誠懇地告訴我，我寫的每一篇文章他都喜歡，而且叮囑我，無論稿子寄到哪個報刊，都希望寄一份給他，在別家刊登後他就轉載。一九九四年，他甚至破例連載《告別革命》全書，自己還以總主筆名義親自署名寫了介紹文章作為編者按語。《告別革命》不是小說，不是有趣的政壇故事，而是嚴肅的思索文字，而他竟然決定全書刊登，這是怎樣的見識，怎樣的魄力，怎樣的情意呵，讀了他的既有眼光又熱情洋溢的刊前按語，看到一張張刊載《告別》的報紙，我不禁感嘆道﹕這真是知音呵！連載《告別革命》是根據我的手寫稿的復印件（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尚未出版），許多字跡不太清楚，他卻帶著病，一頁一頁地校閱。這一年夜半常有電傳鈴聲響起，每次都是他傳來的商討信和校閱單子。他的字寫得很工整，疑問處（一）（二）（三）（四）清楚地排列著。從一九九四年六月到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多萬字的稿子，近三十封校閱信，不知費了他多少心思？想到這裏，我不免感傷。然而，我同時也清醒地想到﹕在人類文化世界裏，報刊書籍的編輯---像王錦發先生這樣有責任感有道意感的編輯，其人格心靈是太值得敬佩了。我和類似我的一些作者學人，其文學生涯全是他們默默支撐的，他們的骨骼和脊樑，才是文化大建築真正的柱石。人世間的文學，不管它有多麼輝煌，但最初都是由他們的汗水輸入大地的。如果不是他們的汗水，蘇格拉底、荷馬、屈原這些精彩的文化江河怎能一代又一代地流向今天？今天的文化水流又如何奔向今人與後人心靈的原野？想想自己過去走過的路，我除了對歷代人類思想、文學大師心存感激之外，還對同時代的兩種人抱著感激之情﹕一是翻譯家，二是編輯。如果沒有朱生豪、傅雷等翻譯成果的澤溉，如果沒有許多編輯朋友的扶助，我的人生可能就會是另一個樣子。 好像是去年夏天，王錦發先生到了大陸，走了幾個省市，回吉隆坡後，他在電話上告訴我，聲音是興奮的，他說他在一個縣城的書店裏看到還在賣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性格組合論》﹕“他們禁你的書，好像沒有完全禁得住！”他為自己的發現、為朋友的聲音沒有完全被剿滅而喜悅不已。受他的喜悅所感動，我也興奮地說﹕“中國那麼大，總有良知呻吟的夾縫。權勢者的巴掌再大，也大不過中國的版圖。”沒想到，為我繼續存在而衷心高興的朋友這麼快就消失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在本就寒冷的人間，我又少了一團和暖的火燄，這是怎樣的失落？只是此刻我不甘心這失落，眼睛依然遙望著東南亞的夜空，在那片閃爍著亮光的空中，有一顆星星，我把他命名我“王錦發”。他的星光溫暖過我，他還不會從我的眼睛中隕落。 （原載馬來西亞《南洋商報》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