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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 陳真27 Mar. 2001 最近重新讀到底下這故事。維根斯坦是劍橋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的老師，但他去餐廳吃飯時，總是不願坐老師才能坐的所謂“High Table”，喜歡自己一個人坐在學生席的角落，不太與人聞問。 他說，他其實有去坐過一次High Table，結果，聽到其他學者們的對談，使他很想吐，於是忍不住當場摀著耳朵走出來。他說，那些學者講一堆有的沒的所謂「學術」，無非出於虛榮，目的只是要「得分」，增加學術光采。他說，他比較喜歡和學校宿舍每天來鋪床的歐巴桑聊天，至少，對方講話由衷，而且樂在其中。 Wittgenstein said that he only once been to high table at Trinity and the clever conversation of the dons had so horrified him that he had come out with both hands over his ears. The dons talked like that only to score: they did not even enjoy doing it. He said his own bedmaker's conversation, about the private lives of her previous gentlemen and about her own family, was far preferable: at least he could understand why she talked that way and could believe that she enjoyed it. (Karl Britton (1955) "Portrait of a Philosopher" in The Listener: LIII, No. 1372.) 任何心志單純的人，實在很難忍受學界這種虛矯做作的氣氛，我一般是能避則避，能免則免。不過，還是很難完全避免這種「菁英齊聚一堂」的場面，比如說各種例行的研討會。每次看著「知識菁英」們口吐一些冰涼不由衷的話，歇斯底里一樣地「討論」得很起勁時，我都有一種不知今夕何夕的疏離感；我也不敢看他們的臉，因為那會影響我的心情，使我感到鬱悶而沉重。我常懷疑，他們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為什麼他們要做自己根本不感興趣也不甚明白的事？！究竟是人格有問題還是智能有問題？那些所謂「知識」，有什麼難，值得他們因為擁有而如此興奮？甚至滿口不必要的術語。 這種現象，如果要講得很形而下，只談它的表面，那麼，台灣不知道要比劍橋糟糕幾百萬倍了。整天就只是比比比、炫炫炫、蜚短流長，永無止盡的虛榮、做作和抄襲模仿。講話或寫作或討論或做什麼事，往往不是為了快樂，而是為了讓別人知道我很厲害。心裏沒有我我我，只有他他他；每個人於是長得一模一樣，面目模糊，好像只是某個大機器下的一堆小螺絲釘或毛廁裏的一堆蛆似的。 一個蘋果「加」一條香蕉「等於」多少，是個笨問題。一個台灣人加一個台灣人卻可以變成兩個台灣人，因為，這個人跟那個人，從嘴巴吃的到腦袋想的，實際上都沒有差別，所以可以相「加」在一起。 這種沒有「我」的現象，當然不是只存在學界而已，而是人類分成兩國以後，某個「主流」世界的通病。沒有「我」的人，講話做事當然言不由衷，因為，他的衷不見了，他沒有衷可以由，全成了愛炫的蛆蛆。 去年暑假，在九份友人家裏借住一陣子，隔壁是個在工地搬重物的工人，他邀我到他家做客。那真的是所謂「家塗四壁」、「空無長物」。「傢俱」如果稱得上是傢俱，往往也無法立刻知道它是拿來做什麼用的，因為是「全功能」，充當各種用途。整屋子找不到一本書或任何一件多餘的東西。可是，我喜歡這個家，他給我「家」的感覺。我希望我將來的家，長得就像這位工人朋友的家那樣---雖然這似乎也不太可能；噩夢彷彿永遠不會結束似的。 我失去了家庭差不多二十年，除了國外這三年，我過去每天三餐，總是得騎著摩托車，尋找路邊攤、自助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大學時代，有三、四年的時間，連吃都成了問題，一年大約有三百六十天是饑餓的。於是，我拼命想各種辦法賺錢。緊急時，親人臨終所贈送的顯微鏡和照相機，就在高雄市各大當鋪裏來來去去不下五十次。 每天，在疲憊和饑餓的感覺中沉沉睡去；火車站候車室的椅子，常常就是我的床，雖然不溫暖，但它卻擋掉了外頭更可怕的風雨。但是，通常不必等天亮就會醒了，想賴床也不行，因為旅客開始出入了；一個人佔三個位子，是很容易討人嫌、招來一頓罵的。當天色漸白，周圍的寒冷逐漸恢復它的溫度時，我總是有一種「我還活著」、心有餘悸的失落感。就像冰雪融化時最冷一樣，當災難過去時，反而也是最難受的時刻。 有一次夏天，蚊子多得無法想像，根本無處可躲。我就像盲劍客一樣，在黑暗中，似睡非睡地憑著聲音打。膝蓋上放一張衛生紙，打完之後，手一摸，若感覺好像有打到，有一小塊屍體，就丟到衛生紙上。結果，天亮後一數，竟有兩百多隻。 十年來，我體重維持近七十公斤，但在那幾年的挨餓中，體重最低時，卻只剩五十左右。經常一整年，因為沒有錢買瓦斯桶燒開水，我就直接喝地下水或水龍頭的水，一整年洗冷水澡。 大學開學沒多久，我拿到全班的通訊錄，有了這個「好東西」，我就開始憑地址電話四處借錢。但是，因為同學還不熟，不怎麼好借。第一次是去跟一位女生借，因為我想女生大概比較有同情心。結果，連對方家長也跑出來，問明來意，倒是很慷慨地要五毛給一塊，我本來只開口借五百，她卻借了我一千，臨走善意的一笑，使我心裏充滿感激。 有一次是跟另一位男同學借，借四百，他說要進去拿，我在門口卻等了二十分鐘，於是忍不住再按一次門鈴，結果聽到裏頭傳來一位婦女的尖銳叫聲說：「你就拿三百叫他走！」同學出來了，跟我說「四百太多了」，我點頭稱謝而去，說一週內就還。 如此周轉來周轉去的，也會有周轉不靈的時候。最嚴重的一次是餓了五天，只靠喝生水度日。 我當時收養了三隻流浪狗和一隻兩眼全瞎的小貓，每天到各自助餐店撿別人吃剩的飯菜給他們吃。有一次大過年（1987-8），連續好幾天，什麼店都沒開；有開的，當然也不是我進得去的，我餓得發昏，當然他們也只好跟著主人一起挨餓。餓兩天後，早上醒來，死了！最老的那一隻竟然餓死了！我趕緊出門想辦法找食物，心裏想：不然到垃圾桶去撿好了。我已經忘記後來有沒有馬上找到食物了，只記得回家時，滿地血污，死掉的那一隻，肚子被挖空，胃被拖出來；另一隻活著的把他給吃了！ 大約是在鄭南榕和我的好朋友詹益樺自焚前後（1989-90），政治高壓氣氛迅速地緩和。但是，早在前兩年，也就是1987年那時候起，政治其實也稱不上恐怖了。隨著政治的逐步開放，開始有了更多同學把我當成朋友，我在同學間的名譽和人際關係也大幅度，甚至一百八十度地戲劇化轉變。我仍然窮，但是，許多同學肯借錢給我了，他們不再把我看成壞人，使我終於能免於饑餓。1990年進入醫院實習後，每個月有一萬元薪水，可以說是正式告別了貧窮，從此不再為饑餓所苦。 大學那幾年的私人借貸和助學貸款，在94年的夏天，也全部還清，我終於開始有了存款。97年出國迄今，住在這個敲竹槓的高消費國家，花錢如流水，每天開支就當做是被歹徒固定收保護費一樣。不出三年，我的三年所得又空了。不過，雖然我又負了一大筆債，但是，總有一天，它們還是會還清，然後又從零開始。只是，我不知道我這輩子還有沒有機會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地盤」，也就是一般我們所說的「家」。 填各種表格，經常會有一欄「永久地址」，總是使我填得有點尷尬和心虛。永久地址，聽起來很有詩意，那是指天堂或地獄嗎？如果是指的「家」，許多人其實根本沒有這份福氣，這一欄根本是多餘的。 「與家人一起吃飯」、「客廳」、「書桌」、「檯燈」、「在家聽電話、聽音樂」的影像，對我來說，遙遠得像個千年舊夢，彷彿是上輩子的事似的。但我希望以後有個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床和桌子椅子檯燈；不必再每一年半載就搬一次家，不必什麼東西都是「臨時」性質，隨時準備要丟棄或送人；連一隻無助的小狗小貓都保護不了。一臨時就臨時了二十年，好像隨時準備要「反攻大陸」似的。 上面說的這個工人朋友，單身，四、五十歲。他不太明白「留學」的意思，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但他說我很「靜」，看起來不像一個「大人」-他說，凡是當官當醫師當警察當教授的，都是「大人」；古時候「巡按大人」那種「大人」。他說，有一次，他陪工地老闆和一位分局長吃飯，雖然根本沒有他的事，沒有人理他，他只是剛好在場充人頭，但他當下突然覺得不知道怎麼拿筷子，手僵住了，東西好像夾不起來似的；拿起茶杯，手也一直抖，喝不準，差點喝到鼻子裏。聽了非常好笑。 他又說了許多有趣的事，比如說，上酒家和一位女服務生比賽喝酒打成平手的事；比如說，他的背每天都酸痛得像要斷掉。雖然是對著我們講話，但他好像不是在說給我們聽，而只是自言自語，「目中無人」似的。那些話，顯然不是從嘴巴冒出來，而是從心裏。看著他，我心裏起了一陣惆悵，突然覺得自己很卑微，而這卻是我在我所處的這個所謂「高尚」、「文明」的「主流世界」裏，所不曾有過的感覺。這個花花綠綠、光鮮亮麗、知書達禮、口齒伶俐、滿口道德的主流世界，只是讓我感到厭惡而已。 我像個邊緣人，夾在潔淨和污穢的兩個世界中，兩邊都不著地。我的心裏，好像同時住著一個魔鬼和天使，掙扎在光明和黑暗之間。當我會寫出這樣那樣的文章時，實際上，我也已經失去了那些最珍貴的東西。這就像一種無可反抗的宿命。 於是，這幾年，我逐漸明白我救不了自己。但是，絕大部份時候，我還是沒辦法不去希望自己成為像這位工人那樣單純的人。在我看來，這樣的人，就像小朋友一樣，佔了人類的大多數，而我卻沒有能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但是，長年的痛苦，開了我的眼，使我有能力辨識出他們的存在。 許多年來，我不由自主地做了許多事、寫了許多文章，這一切卑微卻虔誠的「努力」，其實就好像為了歌頌他們似的。我希望跟身處黑暗這一頭的人們指出另一個明亮的世界，在那個美麗的世界裏，住著一些像天使、像小朋友那樣的人。而我只是一個看得到卻進不去那個世界的人，就像米洛斯佛曼的電影「阿瑪迪斯」裏頭那個可悲的、沒有天份卻有能力辨識出莫札特天才的宮廷樂師一樣。 上帝如果真的有個萬能的眼，可以看透人心，那祂應該心生憐憫，洗淨我的虛榮和污塵，清除我滿腦子發出臭味的知識和無用的能力，把我的靈魂放到我所嚮往的那個單純而美麗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