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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蒼蠅瓶﹕語言、知識的形式與極限(上)

陳真

(講於長庚08-20-1998

我的哲學目的﹕給蒼蠅指出蒼蠅瓶的出口。---維根斯坦

看清眼前的事物,為什麼這麼難?---維根斯坦 

我有一種強烈的需求,…但是,…或者,…我該說些什麼呢?或許,…所以,… 因為…,於是,我在夜裡走出室外,把星星畫下來。---梵谷

摘要﹕

很多出國唸書,或者到了某種高位置的人,都有把知識故意說得很難的傾向。我沒有這毛病,長年所思,圍繞一兩個想法,一點不高深,可是,這些想法,卻很難---正確地說---是不太可能把它「說」出來,而這正是長期困擾我的問題﹕「為什麼我說不出來心裡真正的想法?」

是不是有些「東西」根本不是我們的語言所能承載---「純私人」的?也就是說,它其實只能「說」給自己聽。對於那不可「說」的,我們只能保持沉默。

這使我聯想到一個鋼琴家,在演奏會上,對著鋼琴發呆幾分鐘,以這種方式來「演奏」。

為了替上述疑問取得一些「學術」公信力,不得不搬出一個我死後骨灰準備灑在他的墳墓上當肥料的人---維根斯坦(L. Wittgenstein,1889-1951)。他沒接受多少正規教育,一生只拿到一個羅素(B. Russell, 1872-1970)「贈送」的劍橋博士學位,但是,他的批評,卻讓當時聲望如日中天的羅素放棄出版一本一千頁的「知識論」(epistemology)著作,據說羅素並曾因此一惡評,一度考慮放棄整個哲學研究。

維根斯坦從事過多種職業、居無定所,不曾發表任何「學術論文」,只寫過一封信給老牌哲學期刊《Mind》的編者,抗議別人對他想法的扭曲。生前唯一一本書,也許不像「學術」,沒有人願意出版,在羅素力薦並主動代為寫序的情況下,牛津出版社才勉強同意。目前,以維根斯坦的想法為研究對象的各種英文書籍論文,卻將近一萬種,遍及各類型知識。

羅素好心幫維根斯坦,維根根坦卻對羅素寫的序,大表不滿,拒絕讓這篇序和他的書一起出版,他表示,羅素對他的想法「一個字都不懂」,而且「永遠也不可能懂」。

其實,維根斯坦想的東西,十分「簡單」,在我看來,從上面第一行到第六行就可概括大半。這些疑問和思考,並沒有要告訴我們更多有關這世界的訊息,也不承諾任何形式的答案,但它卻像一片肥沃的土壤,種在上面的思想種子,會和種在其它土壤的種子,長出「很不一樣」的果實。

維根斯坦生前死後都不被人所了解,但從他實事求是的哲學思考,和毫不做作的人格特質中,很奇怪的,我們好像突然懂了什麼叫真情。

講稿﹕

感謝文主任給我這機會,之前很猶豫要不要來講,因為演講通常都是要講一套知識或學問,我沒什麼「東西」可以「講」;很多認為自己很厲害的人,都會假裝說自己沒什麼學問,其實心裡並不是真的這麼認為,因為從這些人的表現可以看得出來,他們不斷爭取機會對大家說些愚蠢的話,最好變成名人、偉人;所以總是故意把知識說得好像很難的樣子,不斷對社會發表他們自己其實也不明白的想法。這是一種「假謙虛」。

西方有句話說﹕「你不用急著謙虛,你還沒那麼偉大。」所以,當我說自己沒有學問時,並不是要假裝謙虛,而是剛好相反,我對我深刻明白自己學問不好,覺得蠻光榮的。蘇格拉底說「世界上最聰明的,是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懂的人。」我唸高中時聽到這話覺得很奇怪,什麼都不懂,不是笨蛋嗎?現在比較能體會這話的意思。

當我們說一個人的「學問很好」,聽起來就像在說這個人「很笨」一樣。一個人如果被人這樣「稱讚」,實在應該感到悲哀才對。「學問好」是什麼意思呢?學問好要做什麼呢?學問如果只是一些「資料」的累積,那電腦學問最好,人根本不用唸書了,因為我們永遠趕不上印刷出版的速度。

來英國「訪問」一年,我保守估計大約讀了四萬多頁西方哲學的書,平均一天讀一多百頁,三更燈火五更雞,我想,世界上大概沒有幾個人讀書會比我更快,因為我讀書不求甚解,往往半猜半幻想,一下子就給它「讀」了過去。

但是,即使照著這個速度,我精密計算過,大約要四十萬年,才能把劍橋圖書館的書讀完一遍,而且,人類知識必須要先停頓四十萬年才行,否則,等我唸完四十萬年,尖端科技都已經變成古生物學或考古學了。

所以,我們如果看到一個人認為自己學問很好,洋洋得意地想「教」別人「很多知識」,我們大概可以知道這個人的程度和氣度如何了。

不過,很奇怪,我雖然讀這麼少的東西,但是,我的確感覺把書都「讀完了」。小時候大人喜歡說﹕「好了好了,不要玩了,快去讀書!」我都會回答,「我書讀完了啊!」大人會立刻糾正﹕「囝仔人黑白講,書怎麼讀得完?」小時候是說好玩的,但是,現在卻真的有把書都「讀完」的感覺。

而且,我還一直為此蠻感困擾的,曾請教一位指導教授說﹕「我覺得好像把書讀完了,有沒有什麼必要繼續留下來?」他當然沒辦法給我答案,因為那是我個人的選擇。我相信,這種感覺,並不是一種自大妄想,或者應該這麼說﹕「我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按照我個人的世界觀,解決了我自己對知識的疑問。」

來英國前後,常有人問我﹕「你在研究什麼?」我都覺得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正是我在「研究」的問題之一。我如果能回答你,那我還需要研究嗎?

「我能知道些什麼?」這件事本身,常使我陷入極大的困擾,如果說這是我出國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知道有沒有人願意相信。我很不喜歡說假話,可是,這個時代常逼著我們別無選擇,常常只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或者只能頭低低,對別人的誤解尷尬地默認。除此之外,別無它法。因為,當你說真話時,也不會有多少人相信。對不相信你的人,除了硬著頭皮和尷尬著臉皮外,還能多說什麼呢?!

我絲毫不歧視別人懷抱各種「具體」的理想,但我的確沒有這類衝動。我的「理想」虛無飄渺的,也不必非得透過什麼特定手段才能達成。

其實,我更常想到的只是「退休」,希望早日「安息」,每天悠遊過日,或安息於鄉間,或安息於城市,或安息於九泉之下也好。

羅素說﹕「一個人一生所能發問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我能知道些什麼?』」蘇格拉底說﹕「我們不是在討論小事,我們是在談『如何活下去』的問題。」如果有個愚昧而且「想不開」的人,被這些問題所困,決定傾家蕩產、債台高築到異鄉取經,這會很難相信或很難理解嗎?

我們真的那麼聰明,聰明到絲毫都不會疑惑「我在想什麼?」、「我從哪裡來?」「我往何處去?」「人是什麼碗糕?」、「痛苦從哪裡來?」等等的問題嗎?我們的人生只能一味地接受一模一樣的生物性、社會性「誘因」的牽引,而不會想「引刀成一快」、不會想尋求其它一些「沒啥咪路用」、「有的沒的」嗎?「看海」,對我們一點「用」都沒有,可是,我們真的都沒有那個衝動想奔向那美麗的大海嗎?

我們如果仔細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那些職位上的高高低低、社會上的指指點點,雞毛蒜皮的比來比去,真的對我們有那麼重要嗎?那些真的是我們的人生目的嗎?

對於「掉書袋」,我有很強烈的反感,許多人總喜歡亂套用一些其實可以避免的「術語」,故意要讓旁人聽不懂,來營造一種知識上莫須有的「神祕感」。比如說,我們就我們,卻動不動就要「我者」,他們就他們,什麼「他者」,寫東西就寫東西,動不動就是「書寫」,文章就文章,什麼「文本」,誰聽得懂啊?!

可是,為了讓大家相信我不是在胡思亂想一些個人乏味的人生哲理,另一方面,也的確有些想法不是那麼容易在一般日常詞彙塈鋮儦奰陬,所以,在這堙A我者也只好多少藉他者來書寫某種文本以建構宰制各位醫療同行的霸權一番。

哲學上有個概念,叫做「形式」(form),這概念太複雜,不是我要談的,但我們可以簡化成這麼說﹕「形式是事物的本質」。認識事物就是認識它的形式,也就是抓住它的本質。

好比我說「我了解你」,並不是說我知道你的心跳、血壓、身高體重、紅血球數目等等,也不是說我知道你在校每科成績、銀行存款數目若干、有幾個男女朋友、每天吃幾碗飯等等。這些「資料」,其實花一輩子的時間,也不可能全部知道,我們怎麼可能知道一個人身上「所有的事實」?!

當我們說「我了解一個人」時,往往是在說「我了解他的個性」,個性就是一個人的「本質」,服裝不是,三圍不是,髮型不是,食量不是,健保卡號不是,功課好壞也不是,長相身高體重、職位、學歷都不是,取得所有這些資料,都不足以讓我們說「我了解這個人」,因為這些資料是「瑣碎」的。

所以,要了解一個人,並不是靠「事實性」資料的多寡。有些人,可能認識你幾十年,天天在一起,知道你一切生活作息,可是,他或許一點都不了解你。相反地,有些人,可能只見一次面或只通過幾次信或只拋過幾次媚眼,卻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要了解一個人,也不是單靠外在行為,一個看起來很溫馨、言談應對有序、努力修鍊道德情操的人,可能正是心眼最可怕的人;一個前科累累的罪犯,一個言不及義、吃喝嫖賭、三字經不斷的人,或許反而是心地善良的人。南斯拉夫導演Emir Kusturica說﹕「要知道一個人的靈魂,要看他有什麼樣的夢想。」「靈魂」既非肉眼可見,更不是用科學眼光可以檢驗,它是「不可說」的,所以,我們只能藉著理解一個人的「夢想」,來窺視他的「靈魂」。

當然,有些「夢想」不是語言所能描述。如果每個人死後都得繳一份生平資料表給上帝看,上面有一欄「我的夢想」,那我寧願交白卷。

了解一個人,跟了解「知識」一樣,它有個「不可說」的極限,超過了這條界限,就是那屬靈的,我們就「說不上來」了。我們可以在科學「媕Y」搞得轟轟烈烈,但它不是無限的,它有個「外面」,那「外面」,是個「眾生平等」的世界,是靈魂所在,是學者專家的知識魔爪摸不到的地方。

不是每個問題都有個「因為所以」。如果我們一直把「為什麼」問下去,打破沙鍋問到底,問到最後,總是會有一個地方問不下去了,因為上帝給我們設了一道牆,牆之內,是「事實」的部份,是各種科學家的轄區,牆之外,是神的領域,就「佛曰不可說」了。如果用維根斯坦的字眼,這個邏輯管不到的地方就是「那神祕的東西」(the mystical)。

既然不可說,我們就先不說它了。先看「事物基礎」的這面牆,當科學家的好奇心問「為什麼」「為什麼」問到這面牆時,我們發現,知識和道德就「你儂我儂」起來了;「什麼是對的」和「什麼是好的」,在這事物的基礎上,並沒有多大差別。

我們明白一加一在某個條件下等於二,至於「為什麼」等於二,我們實在說不上來;我們也明白一般情況下,肚子餓了就到冰箱或Seven-11找東西吃,而不是去隔壁抓鄰居小孩殺來烤巴比Q,「為什麼」這樣做「不道德」,我們實在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硬要問,我們只能請他去問上帝,因為這是上帝讓我們「自動」明白的一些我們「說不上來」的道理。在這個「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的基礎上,我們藉著「解釋」(interpretation)和「說明」(explanation),衍生出各種知識和道德原則的龐大體系。

「不要抓鄰居的小孩來當烤肉吃」,這樣的道德認知,不是因為我們曾經閱讀過某種道德理論所做出的推論,也不是因為我們擁有一顆「愛心」,而只是我們的一種「普通常識」;我們幾乎不必思考,「瞬間」就能明白。

但是,據我發揮想像力,生烤小孩來「問導油」沾蒜頭膏,應該是會蠻香蠻好吃的,為什麼不可以呢?即使我們說不出任何完美的理由來反對,我們還是不會這麼做。因為我們有一種奇妙的、共同的「普通常識」(common sense),有一種奇妙的、共同的「道德感」(moral sense)。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違反了這些共同的「基礎」,我們的「奇檬子」就會非常不好,簡單說就是「很不爽」。我們的知識和道德,或許就交會在這樣的一個共同的「基礎」上。而這「基礎」卻是沒有理由的、天生的、沒辦法再問為什麼的,而它也正是我們永遠高機器一籌的神祕之處。

如果你去問三年前打敗世界棋王的人工智慧「深藍」(Deep Blue 2)說﹕「抓隔壁的小孩來做『民主烤香腸』吃,為什麼不可以呢?」它可能要「運算」、「思考」很久,然後會給你一個愚蠢的為什麼「可以」或「不可以」的「答案」。但是,如果你去問賣「民主烤香腸」的歐吉桑,建議他是否考慮一下抓隔壁的小孩來灌香腸,既方便又省成本,他不必花一秒鐘思考,馬上就會用三字經給你「答案」了。

如果有個黨叫做「大笨蛋哲學家黨」,提出這樣一種「新中間路線」的「症見」﹕「如果肚子不是很餓,請不要到隔壁抓人家小孩來吃。」,那麼,這政見應該獲得所有人的支持才對,因為我們找不到任何理由來反對它。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雖然會「寫小說」(只是寫得很難看),而且在三十年前,就比羅素更會證明數學定理,證明的方式更簡潔俐落,三年前還打敗了世界棋王,可惜人工智慧卻被兩樣東西給打敗,而且似乎永無翻身的機會。一個是「奇檬子」,換句話說,就是「非理性」的東西,比如「媽媽愛小孩」,無法寫成「形式語言」。我們大概很難相信「老一代」的「人工智慧」有一天真的會「愛」它的「下一代」。

另一個打敗人工智慧的,就是「普通常識」(common sense)。「人工智慧」可以處理最深奧的運算,但是,它卻無法明白各種最簡單的普通常識問題。比如,它無法明白一個人如果是180公分,為什麼就一定不是100公分。我們當然也無法明白「為什麼」,但是我們把它當成「普通常識」,根本不必問為什麼,我們「直接」、「馬上」就相信了;毫不懷疑,也不需思考。

大約100年前,普林斯敦大學有個著名的數理邏輯學家,叫做Kurt Godel,跟羅素等唱反調,提出一個「不完全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s),大約是說﹕用精確語言和規則建立起來的一個形式系統(formal system)(好比說一種「算術」), 如果它是「真的」(true),那它媕Y會存在一些無法証明為是真或假的命題,但我們聰明的人類卻能「高高在上」、憑上帝所賜的普通常識能力知道這些命題是「真的」,人工智慧卻沒這個本領。

許多人認為,這個「不完全定理」,恢復了人類的「自信」,因為,那表示人類和「人工智慧」是不同種(category),我們技高了一籌,我們有人工智慧根本無法明白的最簡單的「普通常識」。這個「普通常識」,使得「知識」成為可能;沒有它,我們也不可能有任何知識。

可是,越過了這道「普通常識」的底,就是那「佛曰不可說」的「神祕領域」了。在這領域,我們的「科學語言」和「科學概念」完全使不上力了,因為,這個神祕世界不是由各式各樣的「科學事實」所組成,而是包括了道德、美學或情感等等「不可說」的東西。

我沒辦法用任何科學方法告訴你天上的星星究竟「美在哪堙v,也沒辦法「證明」為什麼吃別人家的小孩是不道德的。我們可能愛一個人,但任何語言都無法「完整無缺」地表達我們的愛。我們可能「喜歡」一幅畫,但我們也說不出來它確切「好」在哪堙A這畫「本身」,也不會「藏」有任何「事實成份」能「證明」它「的確」是一張好畫,因為所有這些有關「好壞」的價值判斷,全在我們虛無飄渺、說不準的「心堙v。

對一個不喜歡美術的人來講,一張畫就只是一張廢紙,管它是梵谷或達文西。我們即使不以為然,但卻不能說這個人「錯了」,他一點都沒有「錯」,在他而言,一幅畫的確只是張廢紙,一文不值。某人的一封家書,也許你用一千萬跟他買,他也不會賣,但是,丟在垃圾桶,說不定也不會有人想撿回家。因為,「神祕的世界」媕Y,沒有事實對錯,沒有任何「科學語言」能「揭發」或「說明」它,因為,它根本沒有東西藏起來等待被「揭發」。

一個人嫁了一個旁人看起來沒有一樣好的人,我們卻仍然也不能說她嫁「錯」人了,因為這媕Y並沒有對錯,嫁得好不好,只有當事人心堜白。她說好就是好,沒有人能根據某種「事實」說她「錯了」,因為事實歸事實,價值歸價值。事實跟價值是兩個世界。

如果我們現在要回答的只是一個事實問題,好比說,現在這教室埵釵h少人來聽演講?那我很容易就能算出有多少人,因為這是一個事實問題。如果我算錯了,任何人都能指出我的錯誤,我不能強辯說我要多算少算都是我的自由。「價值」是個人的事,「自己」就是權威,但是,在「事實」的世界堙A我們卻沒有多少自由。

回到剛才說的「形式」這概念。我們要知道「知識是什麼?」,就跟了解一個人一樣,要了解其本質,而不是關心一些枝枝節節的「資料」。一個台灣式的「好學生」,通常很會背誦一些瑣瑣碎碎的資料,所以在某種機械化的考試中很會作答,但我們仍然很難說他真的明白了這套知識。因此,我們也不訝異為什麼許多功課「優秀」的「好學生」,通常頭腦也硬得像個金鋼鑽。

好比說,我們如果想要了解中國,絕不是把每個省的歷任省長名字背起來,也不是關心中國各地某天的降雨量有多少或有哪些礦產,這些都只是瑣碎的資料。我們該關心的是一些比較基本,而且比較不會變動的東西,比如風俗習慣、語言、民族性、社會政治制度等等這些「形式」。一個可以背出台南所有街道名稱的人,如果他根本不知道台南就是在台灣,那我們實在很難相信這個人了解了「台南是什麼」這個「知識」。

「知識」,很像一張地圖,它的「閱讀」方式不在於背誦或斤斤計較一些瑣碎的細節,比如說誰是這個城市的市長?這城市有幾個垃圾桶?有哪些明星?等等,這些東西,對我們了解這個城市,並沒有太大意義。

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去背誦或關心一套知識媯L數的細微末節,因為,這些細微末節浩瀚無涯,根本關心不完。我們不能老是捨其大而就其無聊瑣碎。台灣的教育卻似乎正是有這種缺點,莫名其妙強迫學生把某些東西背得滾瓜爛熟,不知道目的何在。縱然每次都考一百分,其實也不表示他真的懂了這套知識。

我不是要說瑣碎之處毫不重要,也不是要說我們懂了基本的東西後,就可以每天涼快,天下無事了,而是要說我們不可能不透過了解本質,卻只想透過了解一些瑣瑣碎碎的枝節來掌握一套知識或道理。

而且,在那無限的瑣碎枝節中,我們自己應當明白哪些是對自己有用或感興趣的,自己要能知道取捨。這樣的步驟沒辦法教,也不需要教,就像我只能帶你去餐廳,但你「想」要喝什麼飲料或吃些什麼東西,你都得自己決定,因為那是「你家的事」了。

我發現,總是有些人,當他掌握權力久了之後,就忘了我是誰,動不動就想要強迫別人讀這個讀那個研究這個研究那個,好像別人是笨蛋一樣,好像別人連自己喜歡做什麼都不知道,對別人的智商,實在是一種莫大的侮辱。

我們只要掌握了「原理」就好了,至於那瑣碎而且無限的枝枝節節,就是每個人的家務事了,我們不該過問了。就好像,如果你不是準備要開計程車維生,那你實在沒有必要先把街道名稱、門牌號碼背好才敢出門。對計程車司機而言,這些資料挺重要,但對一般人而言,它卻無足輕重。可惜,一個「計程車司機」一旦掌了權,當起「教授」或「大老」來,往往就只會想辦法強迫別人背街道名稱門牌號碼這些東西,讓被強迫者不但智力受損,而且痛不欲生。

同樣地,我渴了,你只要跟我說水放在哪就好了,我自己知道怎麼喝,你不必教我如何微伸舌頭、如何鼓動嘴皮攪動一番,再把水喝下,也不必指示我如何先抬起左腿,跨出七十五公分,再抬起右腿,再跨出幾公分,在幾點鐘方向舉起手拿茶杯,因為這些我自己都知道該怎麼做最好。

我們的教育,教太多不必教、不值得教、也不能教的東西了,卻反而從來不在乎那些重要的「本質」。在這種教育下,我們老是一下子就想要「進入狀況」。就好像一個學生學習數學,他不在乎原理,而只是一心想把公式背起來,然後馬上就要「進入狀況」,拼命做大量例題。這樣的學生,怎麼可能學好數學呢?!

精神科醫師,也是一樣。幾乎是從上班當R1(第一年駐院醫師)第一天開始,就「馬上」關心起診斷手冊寫些什麼,有哪些診斷項目,急著把一條一條的「結論」塞到自己的腦袋堙A而且,塞越多越神氣,而很少關心「為什麼」要這樣診斷,而不是那樣,也不關心診斷背後是基於什麼樣的思考邏輯、是不是真的都合乎邏輯、有沒有互相矛盾等等等。

好比說,我們也不關心為什麼「一個」虛無飄渺的「心靈」,像「切蛋糕」一樣,竟然藉著所謂研究和開會得來的「共識」,就能「規劃」出這麼多「種」病來?這些問題,對一個初學者來說,真的都不是問題,真的都那麼理所當然嗎?

好比說,我們怎麼知道「行為」就是反映了「心靈」呢?我們不會疑惑行為和心靈中間這個「大水溝」到底是怎麼跨過去的嗎?難道我們不是在治療「精神病」,而只是在治療「行為病」?

這些都不值得討論嗎?對這些問題感到懷疑會很變態嗎?我們為什麼總是那麼天真,以為熟練了一小部份的枝節,就以為自己懂了這套知識?!如果知識或研究是這麼單調明確的東西,那麼,還有什麼是電腦無法代勞的事呢?

事實和價值之間,行為和心靈之間,對錯和好壞之間,有各式各樣的「大水溝」,有的是可以架個橋、搭個理論,給它跨過去的,有的卻很可能是永遠無解的。

有位法國導演叫做高達(Jean-Luc Godard),常有人問他意見時,他就會說﹕「我可能要唱一首歌給你聽,才能讓你體會我的意見可能是什麼。」因為,有些東西,有個世界,是我們「說」不出來的。

我們當精神科醫生的,卻每天像個八卦記者那樣,報導所謂「心靈的真相」,用一種「想當然耳」的心態在看「心靈」。其實,人的行為,怎麼可能簡單到就像「連連看遊戲」那樣,總是剛好「一對一」地連結到某種「心靈狀態」(mental state 呢?!行為和心靈間的這條「大水溝」究竟是怎麼跨過去的,我們似乎不怎麼關心,反正就是給它「推論」過去,可是,往往「一『推』三千里」。一個心靈要猜測另一個心靈,這媕Y所牽涉的,只是像警方做筆錄那樣的簡單明白嗎?

這種「推論」方式,常使我想到希臘神話中,一個開黑店的巨人,叫Procrustes,路過的旅客,凡是不幸被他抓到,都會綁在巨人家的一張小床上,太高的就砍斷腿,太矮的就把身體拉長來適合床的長度。精神科醫師就好像這樣一個穿著現代服飾的Procrustes,對著複雜的人事、心靈,任意做解釋,來迎合醫生心堿J定的答案。

其實,人的行為,怎麼會必然有個什麼「因為所以」,我們不能一看到一個行為,就趕快想要給它一個自以為是的「解釋」。人事世界或心靈的複雜,遠超乎我們的想像,很可能什麼「原因」都沒有,就像維根斯坦說的﹕「我就是這麼做而已。」,沒有什麼為什麼。隨便給片段行為做出解釋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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