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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政治」臉譜 陳真05/07/01 以前台灣不准愛。不但不准愛，連社團或文章都不允許提到「台灣」這兩個字；相當敏感。就好像朱元璋不准人家提到「光」或「亮」一樣，因為他當過和尚，頭頂光亮。一個社團如果冠上「台灣」兩個字，就不可能登記立案。幾年前，這項規定才終於廢除。 現在走馬燈走到另一頭了，不但要愛台灣，而且非愛不可。整天愛台灣愛台灣愛台灣愛台灣，「愛台灣」突然又變成了檢驗是非的一個終極標準；像個詛咒一般。 不過，我倒不怕那種激昂慷慨的「街頭聖戰士」，他們很兇沒錯，但是，據我「很久以前」的多年經驗，他們都是老實人，是我心目中的真正偶像。我跟他們觀念不同，做法卻差不多。他們都是我的好兄弟。 不講清楚這點，我會良心不安。我要罵的，從來都不包括他們。 他們來自各行各業，通常都過得很辛苦。他們木訥卻熱情。多年不見之後，某個場合或街上碰巧遇上了，他們還會高興得把你抱來抱去，即使他滿身臭汗味或檳榔味。 因為太「熱情」了，「理念」若與之不合，給陌生人幾句三字經或甚至動拳頭，都是有可能的。記得有一次，我和一位不常參與遊行的教授邊走邊聊，因為對方是外省人，習慣講「國語」，所以我當然也就配合講國語，結果不好啦，被「街頭聖戰士」聽到了，一位年已花甲的阿伯，跑過來訓一頓，氣勢兇猛，但我見怪不怪，不為所動，嘻嘻笑不停。 可是，他還是一直「訓話」，說我們讀書是不是都讀在褲底啊？！還好後面群眾有人聽到了，跑過來對他說：「你係咧哭爸啊！對咱陳醫師按呢！？家己人啦！哭爸啊！緊走啦！」那個阿伯，一臉尷尬說：「哎呀！XX娘啊！無卡早講ㄟ！」 不過，也同樣因為熱情，很久以前的街頭上，當危險或衝突來了，他們會主動擋在你前面當肉牆，彷彿不怕疼似的。他們流了血，卻不喊痛。他們外表粗暴，內心卻細膩得很，甚至能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麼。你怎麼說，他就怎麼信，從來不會自行做其它「解釋」，也不會對你的動機起任何猜疑。而這卻是你在衣冠楚楚的各界菁英雅士之中，很少能體會到的感覺。 如果那些痛苦歲月能有什麼「甜蜜」可言，我想，那就是和這些不識幾個大字的「基層志工」的相處時光了。 我記得和他們一起佈置演講台、一起排座椅、一起開會、一起吃便當、一起製作布條、一起坐宣傳車在街頭上繞來繞去地廣播固定台詞；記得他們義憤填膺、滿口髒話的神態；記得他們極為粗糙的手掌那種感覺；記得他們吃檳榔、紅紅的大嘴；記得他們常常硬要包一大堆自己種的水果強迫我帶回去吃的那種「狠勁」，彷彿根本由不得你說不。你若說不，他好像就要揍你一拳似的。 如果「政治」或「社運」等等這類「事業」還有一絲人味和純潔可言，那麼，當然就是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 我比較無法在「現代都會男女」或「知識菁英」身上體會所謂「溫柔」、「體貼」和「了解」，卻在和這些「衝組仔」的相處中，可以充份感受到。 字典上、或者我們從小在書上所讀到的許多美好的形容詞，比如「奮不顧身」、比如「默默奉獻」、比如「節制忍耐」、比如「樸素單純」、比如「善良」、比如「像兒童一樣純真」、比如「不求回報」、比如「正義感」、比如「自信」等等等，也只有這在時候，我才能有更深的體會。 而「知識份子」或現代「非常男女」，尤其那些外語能力不錯、經濟佳、學經歷頗高、重視外形身材的，往往只讓我感到「虛榮」、「粗暴」、「貪婪」和「自卑」而已，簡直一無是處。 Emir Kusturica 常被批評說他的電影美化了吉普賽人和吉普賽人的生活，他都一概反駁。Kusturica 從小到大有好幾年的時光就是和吉普賽人住在一起。他說，是他們讓他「看到生命中的光」，讓他感到快樂。他覺得自己只是如實反映，而沒有把他們「美化」。 我當然也一樣，我並沒有故意要美化這些「不識之無」的大老粗，我的記憶力也沒有衰退得那麼快，我也不是現在才突然「懷念」起這些美好的感覺。 而且，早在十幾年前，我就寫了許多文章「歌頌」這些朋友，只是那些文章在那個時代都沒有地方登而已。 我搬家搬了無數次，1997年之前的剪報或沒投稿的原稿，大概九成以上都毀了，也許有一天，我連這些記憶都會毀了，但是，也一定會有一些記憶以外的什麼東西會永遠留下來。 1987年，那時反對運動當紅的政治明星，就是朱高正先生。我跟他的第一次會面就是在1986年風雨交加的「五一九反戒嚴綠色行動」中，會面地點是外頭有三千鎮暴警察團團圍住的台北龍山寺，正確地說，會面地點是在台北龍山寺的屋頂。 之所以在屋頂是因為被圍住了。鎮暴警察外頭的群眾，怕我們在裏面餓死，所以就傳遞一堆食物進來，裏頭的人再從屋頂上接手。另一方面，站到屋頂演講，外頭的人也才勉強看得見，要不然只能講給自己聽。我不是上去屋頂演講，而是去幫演講的人提擴音器或撐傘。 忘了是誰介紹，對方和藹可親，用力握著手說「我是朱博士」，我愣了一下說「我是陳真」。後來，我一直以為我認識了一個叫「朱博士」的人，有一天在高雄縣某個縣市長選舉的講台上，我才發現原來「博士」不是一個「名字」。他就是朱高正。 有一天，他到高雄市來演講，群眾蜂湧而至，整個三民公園擠得水洩不通。 我的思考往往比嘴巴快、不擅演講，但是，那時候實在沒有幾個人會講，所以，我總是被迫、勉為其難地登台「唸稿子」，唸沒幾分鐘，群眾就會起來上廁所或跑去後面買「民主烤香腸」吃，就像進「廣告時間」一樣。 另一方面，我的「高醫學生」的身份，在當時也算是一個「賣點」，因為沒有幾個「這種學生」。 我記得那次群眾集會，主持人請群眾捐款，說要買一輛「戰車」，需要一大筆錢，約三十萬。 演講或遊行或開會之後，照例是要吃喝一頓。老實說，我從來沒參加過這種「後續行動」，因為我沒那個錢，我也不想讓別人請客，加上我長年三餐都有問題，所以也無法習慣跟正常人去正常飲食，那就像邀一個流浪漢上館子一樣，心理上感覺很奇怪。你還不如直接給他錢。所以，每一次遇有這種吃喝邀約，我都一律缺席。 可是，那一次我卻跟去了，一部份是為了跟這位我一度心儀的朱博士私下談點話。吃喝地點在西子灣入口左側靠海的一家海產店。 從演講會場的三民公園走到停車位之前，我跟「朱博士」及另外一兩個政治人物邊走邊談，突然從後面碰碰撞撞衝來一個人，一路用台語高聲喊著「朱博士、朱博士」。來者大約五十歲，穿著汗衫，跛著腳，牽著一輛腳踏車。 我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熟面孔的「支持者」，可是，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他氣喘如牛地叫說「等我一下」。 所有人都停下來，看他要做什麼。他大聲喘著氣說他剛剛「騎鐵馬衝回去」跟太太要了一點錢想要捐款。講完之後，就現出手掌中的一張鈔票，是一張折得皺皺的一百塊。演講會場的一位負責人也在場，就把它收下；大家對這位歐吉桑的精神都相當「感佩」，對方反而一再稱謝而去。 故事很長，但是長話短說，那就是我們開了兩桌，點的都是大魚大肉，我不太敢吃，心裏有點焦慮等一下要拿什麼來付款。我心裏暗暗計算一下，一桌十人，那樣的菜色，少說也要八千元，等於一人要交八百元，差不多相當於我一個禮拜的一切開銷。 快要結帳時，我只好偷偷跟坐在我旁邊的朱高正說我身上沒錢，能不能先欠。他哈哈大笑起來，沒有回答，卻岔開話題，一直鼓勵我吃眼前的醉蝦，說吃這種醉蝦很補。但是，蝦子是活的，我不敢吃。看著他表演如何剝掉活蝦的殼，我心裏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一頓飯竟然吃了四、五個鐘頭，好不容易吃完了。半夜三點結帳時，有人去付錢了。結果，在門口，突然又來了一個政治人物，於是，大家又坐回原位，有人又去叫老闆開了一瓶酒，可是，喝兩口又不喝了，寒暄兩句，大家又解散，各自回營。 我不喝酒，對酒的行情沒概念，但是，一直想要勸我喝的一個政治人物說這酒一瓶要兩三千。我於是很納悶，既然如此貴，為什麼要那麼浪費，何必重開一瓶，而且喝兩口就不喝了？！ 回去時，是朱高正的助理開車送我，我在車上追問他這兩桌飯菜究竟是誰請的客？！他神祕地笑著說「沒有人請」，可是，他媽的沒有人請，難道是老闆請客？他說也不是。一番顧左右而言它之後，我終於問明白了，是用剛才在演講會場上滿滿的捐款箱那些錢支付的。 我越想越氣，隔天就寫了一封十來頁的「致朱高正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載明詳細經過，把它寄給每一個民進黨黨部和各個公職人員的服務處。我在信裏要求當天在場的人平均分攤這筆吃喝費用，並且「呼籲」同志不應該拿群眾捐款充當私人用途。我還記得我寫說「連拿去吃一碗麵也不行」，現在回想，雞同鴨講，似乎真是有點「好笑」。 看來，我似乎常寫公開信。算一算，十幾年來共寫了六次。朱高正這事是第二次，1987年。 第一封公開信是1984年吧，寫給林義雄先生，歡迎他的出獄歸來，登在當時的黨外雜誌「新潮流」。 第三次是1988年吧，寫給陳水扁，也是登在「新潮流」，我引用孫觀漢對柏楊講的話說要替陳水扁坐牢。好佳在沒有如願，不然我一出獄就沒臉見人了。 第四次是1995年寫給有點「大頭病」的當時民進黨黨主席施明德先生，說「我們不需要領袖」，登在教會公報，很大一篇。 第五次是1997年寫的「給英國人的一封公開信」，登在「南方電子報」以及登或張貼其它許許多多地方，包括一些學校的佈告欄。 最後一次則是1999年，和李鑑慧一起具名給台灣長老教會，希望他們不要愛台灣愛昏了頭。 朱高正這事持續地做了很久，得到不少人的呼應。不過，我慢慢地發現那些來自「同志」的呼應也大多是呼應假的，似乎只是想應付一下我的無聊之舉，企圖對我「讚美」幾句來打發我，說什麼我「很有理想性格」。 我越來越清楚，原來這件事根本不是一個特例，而是很普遍的一種做法。只是因為我以前從不跟去吃喝，所以「孤陋寡聞」而已。套一句另一個知名政治人物的話：「大家『都』這樣，你大驚小怪什麼？！你是新來的嗎？！」 我常常在想，那些捐錢的人，比如那位「衝回去」拿一百塊的阿伯，如果知道他們辛苦賺來的血汗錢是怎麼被這些偶像、明星或英雄英雌給吃喝玩樂掉，不知道會做何感想？ 後來，朱高正那邊倒是有回應來了，信是另一個後來也當民代的政治人物寫的，但是，信上卻說是根據朱高正先生本人的意思。那信主要的意思是「勸勉」我「做大事者，不要拘小節」。 我於是慢慢懂了，「同志」們的大事就是我的小節，他們的小節，卻是我的大事。 回憶通常很容易出錯，因為事情太多了，不過，這事卻很清楚地印在我的腦海裏。這事跟我慢慢退出政治當然沒有任何關聯，但是，卻讓我明白一個道理：你以命相許的事，對別人可能只是一樁無聊之舉；因為我們的世界長得不一樣。 我不討厭朱高正，他是一個頗有擔當的政治人物，我寫這事完全不是要譴責他，而只是要說那些嚼檳榔、穿拖鞋、動輒打打鬧鬧的所謂「衝組仔」或「街頭聖戰士」一點都不壞。我們可以對他們的行為感冒，卻無法說他們是壞蛋。他們是真正令我尊敬的人。除了小朋友，我真是找不出比這樣的人更讓我喜歡的類型。 讓人感冒的，當然是那些衣冠整齊、講話溫文得體、充滿「理念」和「使命感」的各界人士。他們是不倒翁，不管扮演什麼角色，永遠都不會出事，只會越來越紅。 其實不能一竿打翻一船人，「各界人士」裏頭還可細分，最粗糙的分法可分四種，簡單說：兩好一壞加一笨蛋。 兩「好」之一是「真的正人君子」，他們通常身先士卒、盡心盡力，上刀山下油鍋都不會退縮，不過卻是站在一種優雅的「領袖」位置。他們自以為跟凡夫俗子是分屬兩種截然二分的本質，因此，他們喜歡號召群眾，卻不喜歡跟群眾當朋友；喜歡對群眾演講，卻不喜歡跟群眾「開講」。只有當你被視為跟他一樣傑出的「菁英」時，才能獲得他關愛的眼神。 「好」的「之二」也是正人君子，但是比「之一」差一點。他們傾向嘴巴運動，「超然」地站在一個高位置，不時就會對著麥克風GGYY一番救國救民的大道理。其餘特質類似「之一」，只跟菁英交往，對「凡夫俗子」不屑一顧。不管什麼活動，他們總是喜歡站在那最顯眼的位置。隊伍行進時，他們總是自動把自己排在第一排，或乾脆站在指揮車上顧盼自雄。 「之二」和「之一」這兩種正人君子的差別在於「之二」比較懂得趨吉避凶，所以也比較不會出狀況。 「笨蛋型」的則佔絕大多數，就跟以前喜歡講溫馨、玩團康、整天在烤肉舞會和各種愛國性聚會出現的救國團學生完全一樣，動不動就感動、就流淚、就要許一個願、就要小手拉小手團結在一起。 只是現在不叫救國團，而改叫什麼「扁帽一族」或「愛台灣」或其它耍酷耍炫的之類。他們不壞，只是笨，像隻笨鸚鵡，覆誦四處聽來的幾個固定音調，或者複製種種流行模樣，包括哈東哈西的那些。 這類型的特徵是細皮嫩肉的，頭腦簡單，四肢也不怎麼發達。專長是擅於做「帶動唱」，目前流行的比較「激烈」的唱法就是喊台獨、罵中國人或各式各樣不痛不癢的「抗議」行動。 其它較「溫馨」的，就是哈東哈西那一類。反正只要有個「洋」字的一律哈。前者喜歡「故意」講台語，後者剛好相反，講台語無異奇恥大辱，他們「精神上」的「母語」是英日德法等等等。 以前帶動唱主軸是炎黃子孫、復興我中華之類，現在歌詞可以任意填，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但是，歌詞或許變來變去，基本旋律卻永遠不變，「救國團」的「帶動唱」精神則一脈相傳。 歌詞可以是「炎黃子孫」、「正港台灣人」、「我愛中華」或「我愛台灣」，當然也可以是上下左右任何一種口號或立場或流行事物。而且，最容易被忽略的笨蛋倒還不一定是所謂「主流」，而是所謂「非主流」一方。 這就像「大眾」愛看的好萊塢電影縱然大多讓人不敢領教，但是，最沒有藝術品味、最俗不可耐、最讓人想吐、最沒資格看電影的，難道不就正是那些「小眾」，那些「喜歡」看「藝術」電影或者經常會去看什麼影展或者經常寫「影評」的人？！ 而且，似乎凡是只要標上個「另類」、「小眾」或「非主流」，就顯得特別不平凡似的。就像有些人怕衣服跟別人穿一樣，他們的心態只是想「與眾不同」。 「不久」以前，凡是喜歡說「不要管政治」的，彷彿跟我站在一個「對立面」，他們覺得我之介入政治很糟糕，顯得我「眼光」不夠遠、「人生智慧」不夠，也不夠有「胸襟」。只有「管政治」的那少數人，才跟我是「同志」。 曾幾何時，「同志」的名單又變了，現在大約都是一些「不食人間煙火」、「與世無爭」或者「享樂至上」、「清談型」、「整天我我我」的人，彷彿跟我同一國似的，實在很尷尬，其實這都根本不是我的本意。 有時常覺跟菁英式的讀者很難溝通，因為他們只看「答案」；把作者一種虛無飄渺的「感情」看成一種宣稱或主張。 比方說，我常接到一些看似很清高、睿智的「讀者來信」，說他很「認同」我的想法，其實大多往往是誤解。一個人支持台獨或支持任何一種政治立場或政黨或某種信念，怎麼會有問題？！我從來沒有罵過這樣的事啊！我也從不鼓吹人們遠離社會事務啊？！ 別人老是把我的「詩」當成「三民主義」讀，「幫」我從文章中「萃取」出某種根本不存在的「答案」或「立場」，這似乎是我一生說也說不清的一個基本誤解。就好像我上面罵到「看藝術電影」，也許讀者又會說他很「認同」我，以為我在主張「我們不該看藝術電影」。 當我們說「看藝術電影是俗蛋的象徵」時，我們並不是在做出一種科學式的通則說明，也不是在做出一種可以「認知」的宣稱。 這世界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大概就是這種不會「讀詩」的毛病，只會讀「三民主義」、讀「六法全書」、讀各種「規定」或者讀類似器械或藥物的「使用說明書」等等這些東西。 「不會讀詩」意味著我們無法聽懂別人在說什麼；無法聽懂別人在說什麼，也就意味著我們無法了解別人的心靈。這樣的世界不是很寂寞嗎？每個人自己就是一個小地球，每天自轉，沒有公轉，轉來轉去的，沒什麼伴，多可憐、多孤單啊！ 我說的笨蛋不一定是站哪一邊。一個人儘管大膽去支持民進黨、國民黨，或反台獨或喊台獨，這種種行為本身都完全沒有問題，問題在於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糊里糊塗地「與世有爭」是笨蛋，糊里糊塗地「與世無爭」也當然還是笨蛋。笨蛋不管站在哪一邊都是笨蛋。笨蛋不管做了什麼好事壞事美事醜事，也都還是笨蛋。 自己是不是笨蛋，笨蛋自己當然不清楚，只有別人才看得出來，要不然也不叫做笨蛋了。 兩「好」一「笨蛋」之外，剩下來的，就是那些真正的大壞蛋。他們壞而不笨，不但不笨，而且通常智商高達一八零的三次方以上。這類型的人，老實說，我都不是真的很熟，似乎沒有機會進到我的世界裏成為朋友，頂多只能說「認識」。但是，我對他們心裏有什麼樣的妖魔鬼怪，卻摸得一清二楚。因為，他們跟我一樣，通常出身名門正派，比如學界、醫界或什麼文化界之類。 他們永遠是這個社會的「改革者」、「心靈的導師」、「進步文化的急先鋒」以及「愚昧大眾的啟蒙者」。你只要遞一根麥克風給他，他就會GGYY地講許多大道理，講得口沫橫飛。而且，他們往往也準備了不同的台詞，看人說人話，看鬼說鬼話，左擁右抱，四處逢源。 這類型的人不太需要罵，因為，罵是為了讓對方清醒，而他們似乎比誰都清醒。 不過，他們其實也稱不上「壞」，只是有點「過度聰明」而已，因為，他們總是知道如何站在那最安全的位置講那最炫或最合眾人口味的話，因此，他們也絕不會有被誤解的困擾。 問題是，一個人如果講了滿口的「理想」，講得嘴角全波，卻始終左右逢源、永遠是模範生、永遠得美名、永遠平步青雲、永遠不必受任何折磨，甚至不管誰當家，永遠是當權者的最愛，風雨從來都臨不到他，那不是很奇怪嗎？ 五種臉譜，等於是五種活的方式。我們只要用一點點最簡單的人之常情想一想，大概就能分辨出ABCDE五種基本臉譜之模樣。哲學家通常只關心笨蛋，比如蘇格拉底，他說：「未經檢驗的人生不值得活」。笨蛋不得不讓我們關心，因為大壞蛋是依靠笨蛋的支持而存在的。 我今天如果有一點想使壞的念頭，也老早成了名人或偉人了，因為，笨蛋實在是太笨了。笨蛋只需要某種「立場」當做心靈或生活的避風港，要提供他們這樣一種「立場」有何難？！ 朱高正這位哲學家說「政治是高明的騙術」，可是，他顯然是個君子，因為他並沒有想騙笨蛋的意思。他如果想使壞，還輪得到陳水扁這些人來當家嗎？李敖也是，如果他有一絲想使壞的念頭，台灣有幾人能跟他的魅力和聰明相比呢？ 我講的這些「政治」眾生相，對於想要投身社會改革或即將投身職場的新生一代，肯定會有很大的「應用」價值。看你想要往ABCDE 哪一條路走，你就會成為那樣的人、得到你想要的；我敢說，幾乎沒有人「迷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