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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Ben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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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文革遺風 ──駁馬悲鳴 提筆再次回應馬悲鳴，很犯躊躇，是稱先生呢還是女士？馬悲鳴是雌馬悲鳴還是公馬悲鳴？很難分辨，無奈，只有採取不給馬悲鳴任何先生女士稱謂的寫法。這是我第一次有違自己與辯論對手也要有尊重的本意。 這是第二次與馬悲鳴用筆打交道，都是被動的回應。第一次大約五六年前，是在北美《新聞自由導報》上，馬悲鳴寫道﹕“在對於奧運會問題上，《新聞自由導報》的前後二任總編輯如此水火不相容”云云。我記得是在《世界日報》上，曹長青先生和我前後發表了對“中國大陸舉辦奧運會”的不同觀點，長青是反對，我是支持。當時因為彼此沒有就此問題交談過，因此文章觀點並沒有針對誰而發表。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馬悲鳴偏偏要跳出來發表一通議論，將曹長青先生與我對立起來。彷彿這個世界上不同觀點的朋友就要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馬悲鳴才能興高采烈。幸好，曹長青先生和我沒有上他的當（十多年來，我們至今仍是彼此尊重的朋友）。當時，我只是在《新聞自由導報》上發表短短幾句話來回應馬悲鳴。我認為，我和曹長青先生都主張中國大陸必須走向民主化，實現新聞自由，但是，我們對於如何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有不同的看法和觀點，這很正常。同時，我指出，《新聞自由導報》不是“納粹法西斯總部，出來的人千人一面”。短文發表後，馬悲鳴不再就此悲鳴。 作為戰略、政策研究專家，筆者和同事們有責任向美國國會和美國政府，提出自己的研究觀點，政策建言，其根本性原則是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是基於創造一個和平、繁榮、民主、安定的國際環境的根本性目的。 對於一項事件的發生，完全可以進行多方面的分析、推理、推論，試圖得出多選擇性的方式，以力求政策和戰略思考的周延和全面，這種方式很常見，筆者在藍德擔任資深顧問的一位朋友就曾告訴筆者，“前蘇聯解體，各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這原本是藍德研究項目中的推論和預測之一，當時誰也不相信，後來竟成了事實。 而且，筆者對“中印關係”的惡化緊張，與葛瑪巴活佛出走作必要性的推論之一，並非是“望文生意”“捕風捉影”。中印關係的惡化緊張甚至對立並非一天了。近日，巴基斯坦總理率領政府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就引人注目。會談中所特別提出的雙方反對“宗教恐怖活動”，明顯的是針對印度。試想，達賴走了二十天的路程，小活佛只走了七天。如果沒有印方的接應，沒有現代交通工具的幫助，小活佛縱有經文的神力支持，也不能順利出走。從另一項印巴衝突中的事實為旁證，如果巴基斯坦有關方面不是採納了“至少眼開眼閉”的做法，五名劫機犯和三名克什米爾回教領袖，怎麼能堂而皇之地開著車輛，進入巴基斯坦？國家衝突中、國際事務中，幕後的運作，遠遠超過常人包括馬悲鳴的想像。 因此，馬悲鳴以支離破碎的所謂“歷史事實”，無法否認中印關係的惡化緊張的事實。他的所謂中共對於小活佛是“留之無益，去之無害”是中共低調的原因，不僅是不能言之成理，而且是胡攪蠻纏的“胡謅”。 對於美國政策界來說，西藏問題必須十分小心。最近，著名節目主持人查理．拉斯（Charlie Ross）就指出，美國政府和政策界，應該反省“是誰丟失了俄羅斯？”。如果，美國政府和政策界再度掉以輕心，不能謹慎處理西藏問題，有一天，將會反問自己“是誰丟失了中國？”（政策上的失誤是從幾年前的反對中國大陸舉辦奧運開始的）。 再回到馬悲鳴本人，談到馬悲鳴的筆名和文風，我沒有看過馬悲鳴幾篇文章。不置一評。但按照美國新聞評論的文化傳統，要求評論和批評作者必須用真名。很簡單，《紐約時報》如此，《洛磯杉時報》如此，連香港的《亞洲週刊》的讀者來函，都必須是真實姓名，這體現一種現代民主、理性的負責精神。否則，躲在暗處，胡亂的發箭，對別人的觀點，極儘曲解和誣蔑，這不是現代民主國家理性爭論者應有的態度。以個人而言，也不是敢當敢為的漢子（如果馬悲鳴是男人的話）。 馬悲鳴的筆名，使人們想起文革中的“粱效”、“江效”等筆名，在筆名的遮蓋下，可以任意對被批評者橫加攻擊而不負責任。可以攻擊別人“邪門”而躲掉自己在“真正邪門”的事實。 在今天，自由言論是一定要付出代價的。筆者可以引以為自豪的是，在媒體發表的文章，在越來越多的讀者的鼓勵和支持下，不改宗旨，敢於批評，敢於說真話，是與讀者朋友分享思想、分享心靈和世界，共同建築華人精神家園。因此，對一切對自己言行敢於負責的人們，我尊敬你們的人格。 對於馬悲鳴的更多的嘶鳴，還是一句老話，人們完全可以不在意。二十一世紀是完全自由開放、追求獨創性的世紀，是勇敢前行者的世紀，是勇於負責的人的世紀。眷戀文革遺風的人，讓他留在二十世紀。 告別馬悲鳴，二十一世紀的學者必須告別文革遺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