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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民族的吊詭
——五四感懷
八十一年前,中國的三千熱血青年走上天安門,抗議腐敗的北洋軍閥政府,抗議帝國主義列強,抗議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抗議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當時的中國是弱國,弱國無外交。這一批熱血青年,很多人奮鬥一生,追求民主、科學和中華民族的強大。很多人成了中華民族的棟樑。
當時的李大釗懷著救亡圖存的焦慮,走向了共產革命之路,而胡適之恪守理想,追求自由之路,學習美國的民主。這兩人,一個被罵成“蘇俄走狗”,一個被誣為“洋奴”、“美國走狗”。而魯迅,秉持獨立知識分子的道路,“兩間余一卒,荷戢獨彷徨”,苦心孤詣,探究中華民族衰弱的根源,痛批“民族劣根性”。“從國外竊得火來,本意是煮自己的肉”。以來拿主義的勇氣,以反傳統的權威的精神,對壓制中國人自由發展的一切桎梏,予以激烈而深刻的批判。魯迅的文化遺產,一直在影響著幾代中國人。魯迅給中華民族的群體奮鬥和個體奮鬥提供了精神養料。
蔡元培以“兼容並蓄”,科學理性的精神,一手培育了北大的精神。北大的精神,成了中國獨立知識分子精神的象徵。北大的校長和學生,歷來敢向權勢者說不。北大在五四前後形成的理性精神和反叛傳統的開放文化,成了中國之現代魂的重要部分。
以上四個人身上,體現了民主、自由、科學、反帝的精神,他們愛國的情操,救國的焦慮,是他們的奮鬥之源。
為了反帝救國,在國際共產強大的力量干涉和策劃下,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勞資間的衝突和鬥爭,革命,成為一種時髦。“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人類自身的弱點,使人們很容易踏上這一條捷徑。
五四以救國為目的,以民主科學為手段,倡導自由精神。但是,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的對抗,在中國產生了悲劇性的政治分野。而中國的民主與民族的吊詭的狀況至今經久不滅。
五四之後,中共試用蘇俄方式救國,造成了一方面民族集中力量的強大,也造成了集權沒有民主的諸多災難。唯有1976年之後的逐步改革,才帶來中華民族經濟振興的希望,但與此同時,大陸官方忽略五四民主精神,造成的社會貪腐等積弊,已到了不改革就沒有出路的境地。在當今世界,民族主義是可貴的,但是只有注入民主魂的民族主義,才有強大的吸引力。個人自由的國度,是以個人富裕、國家強大為保障。民主歸來,人心歸來。
許多專家的研究表明,一個兩岸經濟融合的中國正在發展中,一個文化的中國早就存在,並且在西方文化精髓的融和中,有了新的生命力。而一個科學的中國,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也有所成就。但一個統一政治的中國,則遙遙無期。
一方面,以五四精神,一個民主的中國,應該是兩岸共同追求的目標。至少,眼前,中國大陸完全可以顯現自己的一個具有民主希望的大陸。如果,一個開闢政治特區,實現兩岸政治合作的大陸已經是事實,那麼,今天,台灣的民眾就會有了信任大陸的基礎。
在另一方面,以五四的精神,以實現整個中華民族的現代化、民主化為己任的台灣,已不是對他人的恩惠和施捨,已不是民主和平十字軍的西征,而是對自己切身安全的保障,而是對切身利益的爭取,而是在互助、協作、互尊、互愛中發揮巨大的前導作用,而是把從大陸帶來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在台灣取得成果再回饋到大陸。(李敖就是一個先驅,與陳水扁、彭民敏的早期合作即如此)。
台灣軍民,台灣朝野,能夠擋住大陸成百、成千、成萬導彈的,不是TMD,不是防衛系統,而是一個理念,一個理想。高舉孫中山先生理念和理想,台灣就有安全和安定。台灣就不僅僅是中華民族整體利益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中華民族的領先部分,代表性部分。台灣應該清醒意識到,包含台灣利益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與美利堅民族的整體利益又息息相關,已漸漸密不可分。對於尼克森策劃已經完全勝利的世界大戰略,至今還持反對態度的美國政界極右人士們的主張和行為,他們傷害的正是美國自身的利益。
承繼五四精神,高舉孫中山,是台灣別無選擇的道路。孫中山先生是堅決主張一個中國的,蔣經國先生也是主張一個中國的,在他們的胸懷中,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嚴峻的世界勢力對峙中,在多極世界的較量與侵佔中,放棄精神的強大,就不免陷入弱者的依附。
但是,直至今日,海峽兩岸在實現五四的精神上,各有缺失。甚至有些人在不同的方面在背棄、遠離孫中山先生。海峽兩岸一方用民族主義來抵抗、延緩民主,一方用民主來反對、抵消民族主義。
深透的歷史反省,常常是針對自己的。偉大歷史機會已同時降臨在江澤民、陳水扁肩上,他們有無民主的、民族的偉大胸懷?似乎現在還沒看到。
如果沒有,是海峽兩岸中華民族還沒有能力產生有偉大胸懷的領導人。大陸領導人沒有民主的遠見,台灣領導人沒有民族的胸懷,正是兩岸民眾疲弱精神的反映。而這個中華民族沒有強旺的民族精神,只有蘇俄式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只有“哈日派”的依附心理,沒有和平的誠意和強力,只有分離的陰狠和衝突的暴力。那麼,這個混沌、昏憒的中華民族,這個混沌、昏憒的民族自我互相殘殺的厄運就不可避免。那麼,這個如此疲弱的、如此窩裡鬥的民族,命該如此。
上帝用戰爭來懲罰我們(這個“我們”是海峽兩岸的人們)。上帝讓我們滅亡,我們不得不滅亡?
如果衝突蔓延,如果美國也缺乏有遠見的領導人,甚至處理兩岸關係嚴重失誤,導致太平洋兩岸捲入戰爭,那是我們(太平洋兩岸的“我們”)還沒有產生有理性、有遠見的領導人。
上帝用戰爭來懲罰我們。誰讓我們美國人也是再一次如此混沌、昏憒!上帝讓我們滅亡,我們不得不滅亡!
面對著全球化的浪潮,八十一年前五四的困惑,仍未解決。五四時代個人的困惑,社區的困惑,國家的困惑,人類的困惑,還在新的時代延續。是反對外部的民族壓力為先?還是解決社會個體的解放為先?是實現個人自由為先?還是民族自尊為先?是經濟合作經濟繁榮為先?還是政治激變為先?你先民主,我再談統一?還是,你不走開,我什麼都好談?
美國的華人都喜歡這句話,“那裡有自由,那裡就是我們的家園。”但是,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卻因過度強硬,傷害了崇拜自由民主的一個整體民族的心,使他感到生存和整體融合發展的危險,形成偏激的狂熱和憤怒,這將對自由的家園本身形成衝突。嚴重的忽略此,我們自由的家園將會變得極不安寧,甚至會出現危機和災難。
五四後的新月派詩人徐志摩,曾對他才貌雙全的心上人林徽音說﹕“徽徽,許我一個未來…”這句話和電視劇《人間四月天》紅遍、熱遍全台灣,情人們互相許願,“許我一個吻”,“許我一個假期”,“許我一個手機”,“許我一個婚禮”,等等,等等。今天,感懷五四,兩岸人民應該﹕“許我一個互信”,“許我一個真誠”,“許我一個真實的民主”,“許我一個恆定的和平”,“許我一個繁榮的民族”。而在美國的大陸、台灣人民應該﹕“許我一個美中台人民加深互信了解的時代”。“許我一個美中台合作和睦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