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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通”--阿爾特

融融

  認識阿爾特,是兒子做的介紹人。

  他的家在弄堂的底部,前院的草坪比較狹窄,後院卻格外的寬敞,地形有點象扇子。他是個學者,著名的新聞記者。他太太在斯坦福大學的商業學院工作。

  阿爾特高大挺拔,風度翩翩,留著絡腮鬍子,開一輛“MAZDA”的日本卡車,那氣質就象荒野中的獵人,或者叢林里的游擊隊員。站在他的面前,我常幻想他穿著軍服,肩上扛把槍,威風凜凜的樣子,讓我只覺得在縮水,象小草對大樹一樣。

  那是我剛剛搬來的時候,有一天,八歲的兒子氣喘吁吁地跑回來,象尋得了寶藏一樣,興奮地說,媽媽,媽媽,這里有個美國人會講中國話!

  他和阿爾特很快就成了“忘年交”,兒子成了他們家的常客,有時候還因為付出了所謂的“勞務”,賺到十元,二十元錢。

  我和他們夫婦後來也成了朋友。偶爾在弄堂里見面,他們總是牽著那條叫“餃子”的大狗在散步。“餃子”把我們的話題引向“麻婆豆腐”,“蠔油牛肉”,阿爾特喜歡中國廚藝,他自稱能燒一桌好吃的中國菜。

  直到那一次,我們正式地面對面坐下,探討環境保護。他正受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之托,要去中國采訪“三峽工程”。

  他的書房里,挂著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和夫人簽了名的照片,有象征著印度文化的雕塑,還有中國京劇里夸張的臉譜。

  他回憶道,常駐亞洲期間,正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沒有機會去中國采訪。但是,那場“革命”還是在他的臉上留下痕跡。他一面笑,一面指著右眼角上的一個疤痕說,香港的“文化大革命”差點兒傷著他的眼睛。他們(指左派造反派)用玻璃瓶砸警察,我正在采訪,沾了光。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香港也鬧了“文化大革命”,雖然是短命的。第一次聽到這位當時的“時代雜誌”記者為之付了流血的代價。阿爾特很贊賞美國警察對付暴亂的能力,他講得津津有味。

  也許因為他沒有去中國之前,已經嘗到了中國的味道,在他的眼睛里,只有台灣保持了最完整的中華文化。他有許多台灣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朋友。著名的“味全”食品公司總裁,送他一箱子東方調料,他用了幾年,還沒有用完呢。他曾在香港住了三年半,負責整理亞洲的報道。他去過日本,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主要的任務在越南,他穿梭于越南南北戰爭的炮火之間,卻從來沒有受過傷。

  你應該成為“東方通”。我用中文說,東方當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不懂“通”的意思,通,通,通地念著,疑惑地求我解釋。我用英文一說,他恍然大悟。

  阿爾特說,讀大學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東方是怎麼回事,美國的教育里只有歐洲,亞洲是擺不上台面的。你看,世界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今天,人人在談亞洲,金融危機,出國投資,人民幣貶不貶值。

  他說,東方文化中,他特別喜歡中國的歷史。他指著一牆的書,讓我湊近看,其中真有一半是關於中國的,歷史的現代的,名人名家,著名的朝代,許多是我沒有閱讀過的。

  哈,阿爾特高興地說,多了一個讀者。PLEASE,利用我這個圖書館,任何資料,只要你需要,一定請光顧。他講話的時候總是腰挺得筆直,舉手投足有板有眼,特顯規範,不象有些學者肢體彎曲,象條蛇似地的。

  我問他,什麼時候,為什麼,學習中文?

  他說,在當兵的時候。

  呵!……他確實是個軍人!

  我說,我常常把一個人和你連在一起。

  人的經歷竟是那樣地奇妙,吃的飯,喝的水,好象都寫在臉上一樣,想抹也抹不掉。象我,從中國大陸來,就是大陸的味道,和香港,台灣或美國生長的中國人就是不一樣。而阿爾特,是深知這份不一樣的。

  阿爾特不僅是個軍人,而且是專門對付中國大陸的軍人。他是在耶魯大學受的教育,在美國空軍服兵役時,專門監聽中國的軍事情報。

  他們也監聽我們的。他補充道。

  我淡淡地一笑,幸感冷戰已經結束。而阿爾特終于沒有枉學了中文。我在心中為他祈禱,希望他的中國之行圓滿成功。

  他采訪中國回來,我正在北加度假。我看見他出現在公共電視台上,討論“三峽工程”的利弊。我讀了他的報道,不偏不倚,心平氣和,兩種意見都寫了。

  後來,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阿爾特為了我們和退休教師戴維打架。戴維住在阿爾特的斜對面。

  那是慶祝美國“獨立日”的前夕,孩子們買了炮仗放著玩。有天晚上,住在阿爾特隔壁的九歲男孩逖米,見戴維把空了的垃圾桶(柏油桶尺寸,塑料做的)留在路邊,便扔進一節粗壯的炮仗,點著了,上了蓋,撒腿就跑。結果,“轟”的一聲,垃圾桶炸裂了,戴維夫婦也被嚇得半死。路底的幾家人都開了門,阿爾特也出來看熱鬧。我們住在路口,沒有聽見。

  戴維說,我看見那個中國孩子(弄堂里只有我們是中國人)下午在這里玩炮仗。

  阿爾特說,你看見他炸垃圾桶了嗎?

  戴維說,不是你的兒子,管你什麼事?

  阿爾特說,我瞭解他,不會干這種事。

  戴維說,你知道誰干的嗎?

  阿爾特當然不知道。

  戴維說,你沒有擋住我檢查的權利。說完,就朝我們家里走。阿爾特嚷道,這里孩子多得是,一家一家問麼,為什麼先朝他們家跑?言外之意,戴維有種族歧視。

  兩人一路爭吵到我們家門口。

  戴維敲門的時候,阿爾特一把拉住他。

  戴維推開阿爾特,阿爾特又去推戴維。一拉一推,兩個人退到了馬路上。我開門時,他們正揪在一起,難分難解。我莫名其妙,不停地喊﹕“STOP IT(住手)!STOP IT!

  畢竟阿爾特個高力大,沒兩下,戴維的眼鏡甩了出去,人也摔到地上。

  這時,阿爾特象個巨大的老鷹,跑過來把我和兒子攬進翅膀,一面轉過臉去,對戴維氣憤地說﹕你想欺中國人,NO WAY (沒門)!

  事到此時,我們竟然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事後我瞭解到,與其說他們為了我兒子打架,不如說,是我們的到來給這條弄堂造成了沖擊。

  因為冷戰,因為中國的關門政策,許多美國人對中國根本不瞭解。我先生在很小的時候,便問母親﹕為什麼圖畫上的中國人總是沒有笑容?當時的他哪里能料到最後把個人的幸福押在和中國女人的結合上?

  戴維印象中的中國人是握著“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張牙舞爪,象海盜一樣冷酷無情。他是通過報紙和電視認識中國的,卻從來都沒有和真正的中國人打過交道。他對我們分外注意,又總是帶著懷疑的目光。

  事情的真相是警察來了以後查清的。戴維本來在氣頭上時,想控告打架時受到的傷害,如果這樣,我們都將成為證人,並將永遠虧欠于阿爾特。幸運的是,第二天,戴維氣消意順,兩人各自道歉,相好如故。

  以後,戴維對我們特別客氣。我在購物中心巧遇他幾次,每次他都會夸獎我的兒子。而阿爾特,正在寫一本以越南戰爭為背景的小說。我們的聯係並不多,仍舊象以前一樣,他和“餃子”路過我家門前,我們站在草坪上聊幾句,話題總是中國烹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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