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融

　　認識阿爾特，是兒子做的介紹人。

　　他的家在弄堂的底部，前院的草坪比較狹窄，後院卻格外的寬敞，地形有點象扇子。他是個學者，著名的新聞記者。他太太在斯坦福大學的商業學院工作。

　　阿爾特高大挺拔，風度翩翩，留著絡腮鬍子，開一輛“MAZDA”的日本卡車，那氣質就象荒野中的獵人，或者叢林里的游擊隊員。站在他的面前，我常幻想他穿著軍服，肩上扛把槍，威風凜凜的樣子，讓我只覺得在縮水，象小草對大樹一樣。

　　那是我剛剛搬來的時候，有一天，八歲的兒子氣喘吁吁地跑回來，象尋得了寶藏一樣，興奮地說，媽媽，媽媽，這里有個美國人會講中國話！

　　他和阿爾特很快就成了“忘年交”，兒子成了他們家的常客，有時候還因為付出了所謂的“勞務”，賺到十元，二十元錢。

　　我和他們夫婦後來也成了朋友。偶爾在弄堂里見面，他們總是牽著那條叫“餃子”的大狗在散步。“餃子”把我們的話題引向“麻婆豆腐”，“蠔油牛肉”，阿爾特喜歡中國廚藝，他自稱能燒一桌好吃的中國菜。

　　直到那一次，我們正式地面對面坐下，探討環境保護。他正受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之托，要去中國采訪“三峽工程”。

　　他的書房里，挂著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和夫人簽了名的照片，有象征著印度文化的雕塑，還有中國京劇里夸張的臉譜。

　　他回憶道，常駐亞洲期間，正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沒有機會去中國采訪。但是，那場“革命”還是在他的臉上留下痕跡。他一面笑，一面指著右眼角上的一個疤痕說，香港的“文化大革命”差點兒傷著他的眼睛。他們（指左派造反派）用玻璃瓶砸警察，我正在采訪，沾了光。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香港也鬧了“文化大革命”，雖然是短命的。第一次聽到這位當時的“時代雜誌”記者為之付了流血的代價。阿爾特很贊賞美國警察對付暴亂的能力，他講得津津有味。

　　也許因為他沒有去中國之前，已經嘗到了中國的味道，在他的眼睛里，只有台灣保持了最完整的中華文化。他有許多台灣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朋友。著名的“味全”食品公司總裁，送他一箱子東方調料，他用了幾年，還沒有用完呢。他曾在香港住了三年半，負責整理亞洲的報道。他去過日本，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主要的任務在越南，他穿梭于越南南北戰爭的炮火之間，卻從來沒有受過傷。

　　你應該成為“東方通”。我用中文說，東方當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不懂“通”的意思，通，通，通地念著，疑惑地求我解釋。我用英文一說，他恍然大悟。

　　阿爾特說，讀大學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東方是怎麼回事，美國的教育里只有歐洲，亞洲是擺不上台面的。你看，世界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今天，人人在談亞洲，金融危機，出國投資，人民幣貶不貶值。

　　他說，東方文化中，他特別喜歡中國的歷史。他指著一牆的書，讓我湊近看，其中真有一半是關於中國的，歷史的現代的，名人名家，著名的朝代，許多是我沒有閱讀過的。

　　哈，阿爾特高興地說，多了一個讀者。PLEASE，利用我這個圖書館，任何資料，只要你需要，一定請光顧。他講話的時候總是腰挺得筆直，舉手投足有板有眼，特顯規範，不象有些學者肢體彎曲，象條蛇似地的。

　　我問他，什麼時候，為什麼，學習中文？

　　他說，在當兵的時候。

　　呵！……他確實是個軍人！

　　我說，我常常把一個人和你連在一起。

　　人的經歷竟是那樣地奇妙，吃的飯，喝的水，好象都寫在臉上一樣，想抹也抹不掉。象我，從中國大陸來，就是大陸的味道，和香港，台灣或美國生長的中國人就是不一樣。而阿爾特，是深知這份不一樣的。

　　阿爾特不僅是個軍人，而且是專門對付中國大陸的軍人。他是在耶魯大學受的教育，在美國空軍服兵役時，專門監聽中國的軍事情報。

　　他們也監聽我們的。他補充道。

　　我淡淡地一笑，幸感冷戰已經結束。而阿爾特終于沒有枉學了中文。我在心中為他祈禱，希望他的中國之行圓滿成功。

　　他采訪中國回來，我正在北加度假。我看見他出現在公共電視台上，討論“三峽工程”的利弊。我讀了他的報道，不偏不倚，心平氣和，兩種意見都寫了。

　　後來，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阿爾特為了我們和退休教師戴維打架。戴維住在阿爾特的斜對面。

　　那是慶祝美國“獨立日”的前夕，孩子們買了炮仗放著玩。有天晚上，住在阿爾特隔壁的九歲男孩逖米，見戴維把空了的垃圾桶（柏油桶尺寸，塑料做的）留在路邊，便扔進一節粗壯的炮仗，點著了，上了蓋，撒腿就跑。結果，“轟”的一聲，垃圾桶炸裂了，戴維夫婦也被嚇得半死。路底的幾家人都開了門，阿爾特也出來看熱鬧。我們住在路口，沒有聽見。

　　戴維說，我看見那個中國孩子（弄堂里只有我們是中國人）下午在這里玩炮仗。

　　阿爾特說，你看見他炸垃圾桶了嗎？

　　戴維說，不是你的兒子，管你什麼事？

　　阿爾特說，我瞭解他，不會干這種事。

　　戴維說，你知道誰干的嗎？

　　阿爾特當然不知道。

　　戴維說，你沒有擋住我檢查的權利。說完，就朝我們家里走。阿爾特嚷道，這里孩子多得是，一家一家問麼，為什麼先朝他們家跑？言外之意，戴維有種族歧視。

　　兩人一路爭吵到我們家門口。

　　戴維敲門的時候，阿爾特一把拉住他。

　　戴維推開阿爾特，阿爾特又去推戴維。一拉一推，兩個人退到了馬路上。我開門時，他們正揪在一起，難分難解。我莫名其妙，不停地喊﹕“STOP IT（住手）！STOP IT！

”

　　畢竟阿爾特個高力大，沒兩下，戴維的眼鏡甩了出去，人也摔到地上。

　　這時，阿爾特象個巨大的老鷹，跑過來把我和兒子攬進翅膀，一面轉過臉去，對戴維氣憤地說﹕你想欺中國人，NO WAY （沒門）！

　　事到此時，我們竟然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事後我瞭解到，與其說他們為了我兒子打架，不如說，是我們的到來給這條弄堂造成了沖擊。

　　因為冷戰，因為中國的關門政策，許多美國人對中國根本不瞭解。我先生在很小的時候，便問母親﹕為什麼圖畫上的中國人總是沒有笑容？當時的他哪里能料到最後把個人的幸福押在和中國女人的結合上？

　　戴維印象中的中國人是握著“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張牙舞爪，象海盜一樣冷酷無情。他是通過報紙和電視認識中國的，卻從來都沒有和真正的中國人打過交道。他對我們分外注意，又總是帶著懷疑的目光。

　　事情的真相是警察來了以後查清的。戴維本來在氣頭上時，想控告打架時受到的傷害，如果這樣，我們都將成為證人，並將永遠虧欠于阿爾特。幸運的是，第二天，戴維氣消意順，兩人各自道歉，相好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