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評台灣領導層的三個誤判與三個戰略抉擇

湯本

　　美國、英國、法國以及俄羅斯的公使級代表代表四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發言，堅決反對台灣申請聯合國，引起台灣政界的一片驚詫。產生這個聯合國里的“震撼”的起因及其余波，台灣的“兩國論”決策前的對國際態勢的誤判以及今後可能性的戰略抉擇，均值得深入探研。

　　導致聯合國里的“震撼”的起因，有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台灣的兩國論觸動了兩岸關系的穩定，這直接影響美英法在東亞的經濟利益。美英法在東亞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利益，已經由鄧小平-江澤民的改革開放路線得到了保障，搖搖橄欖枝便可征服廣袤的中國大陸市場，獲得持續的經濟利益。任何一個以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為訴求的向大國領袖都不會因台灣領導人的一個聲明和表態，而願意卷入與中國的戰爭，因此而嚴重損傷自己在東亞的利益。

　　進深一步看，評美、英、法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強烈態度，美、英、法就是在行動上，反對兩國論的強勢態度。

　　當然，很重要的一個原則，必須強調，即如果中國大陸還屬于極權狀態的國家，窮兵黷武,在台灣保持現狀的狀態下，武力犯台，美國必然會依照“台灣關系法”恪守自己的承諾，並慎重考慮美國的介入。

　　但是，由于中國大陸目前仍將自己的重心放在國內的經濟建設，它的外交政策，也以此為核心，鄧小平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就接受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的建議，開放經濟特區，吸引西方國家的投資，以穩定國內政治，以抵擋西方政界的“人權攻勢”，從現在的狀態來看，李光耀先生極具長遠眼光，確實是一個跨越歐亞的卓越政治家。江澤民在此方面仍然在堅持這種路線和“以經濟開放謀求西方支持”的戰略。

　　台灣的這個提案今年是第七次討論，前六次均由中小國家辯論發言。這一次由四個大國聯手發言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是第一次，語氣和態度之強，確屬罕見。

其次，美英法政府在聯合國內的強烈態度，可以避免各自國會(或上下議院)的對台灣支持力量的抨擊，他們完全可以用聯合國的章程或程序來對各自國內的反對勢力加以反駁和開脫。

　　其三、美國行政部門因為兩國論，一直惱火已久，找不到發泄點。可見，兩國論，台灣方面預先並沒有知會美國，美國也一報還一報，終于找到一個可供美國行政部門表達外交不滿和政治情緒發泄的合適出口。

　　其四、美國鑒于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國際人情”，不得不表此態度，而中國大陸自從七十年代以來，在諸多國際事務上與美國合作，美中之間的“國際人情”即便在六四的社會危機時刻，也沒有受到影響。柯林頓與江澤民見面見得多，交流溝通也很有成效，何況江澤民彈琴、說英語，誦美國總統格言和中國古詩詞，易給柯林頓總統好感。

　　其五、這是美中柯林頓與江澤民的奧克蘭會談中的暗盤交易，對四個安理會常務理事國的表態，北京預先應獲得知會。顯然，台灣媒體認為北京也不知悉，是研判有失誤。

　　至于這次聯合國里的“震撼”的余波，則將是:

　　其一、有利于美中兩國自“炸館”以來，恢復兩國關系，完成WTO 的談判。美國借助“兩國論”，得到“搭便車”，不費資金，不費成本，只要在語言態度上表態，就能達到效果和目的。

　　其二、有利于美國為首的北約各國修復與中國的關系，英法兩國也因此得到搭“兩國論”的便車的好處。

　　其三、將會進一步推動中小國家對“兩國論”紛紛再度表態，強化聯合國成員國“一個中國”的立場。

　　顯然，台灣在“兩國論”決策前，有三方面的“誤判”:

　　一、對科索沃戰爭後的美國戰略的誤判。

　　二、對“人權戰勝主權”結論的誤判。

　　三、對美國國內政黨政治中的“冷戰意識”的誤判。

　　當然，台灣面對兩岸關系和國際空間仍有有三個方面的戰略大抉擇:

　　一、台灣的政策持續僵硬，不收回“特殊兩國論”，將會在國際空間更為被動，實際上最不願反對兩國論的是日本人。雖然，日本是經濟大國，但在國際政治上還屬于政治小國，在中國大陸的壓力下，兩國論後，日本政府不得不重申一個中國的政策。因此，日本也幫不了台灣“兩國論”的忙。

　　二、以和平的方式，強調“一國兩號”，以新口號，使雙方易于接受，維持現狀，以慎重的會談，力避“急性策略”。或返回“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兩岸關系談判互動，猶如下棋，棋局情勢膠著的時候，誰急誰會倒楣。同時，台灣不僅應該是在政治理念上，爭取美國的支持和同情，也應該爭取在“國際人情”方面作努力，在高層接觸上進一步親美，而不是在文化意識上親日，應該進一步了解美國的真實意圖。

　　三、以深入的研究觀察，高度遠瞻和宏觀胸懷，知己(台灣)知彼(大陸)知世界(美英法為首的西方世界)，展開務實的系列研究，將“務實內交”也作為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

　　聯合國里的“震撼”清晰地透露了這樣一個強勢信息:只要中國大陸還在繼續改革開放，領導權還掌握在趨向開明的、理性的領導人手中，只要目前中國大陸的政經態勢還繼續保障西方各國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經濟利益，美英法還將繼續維持傳統的一個中國政策，並接受美英法各國漢學家、戰略家的研究和建言，鼓勵中國大陸已出現和平轉型的大趨勢，推促大陸走向和平、繁榮、民主的前途。因而，采取交接(engagement)的主動姿態，而非對抗、沖突的政策。由此可見，對于任何偏離美國、英國、法國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努力或嘗試，都將得到美國、英國、法國等政府的強勢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