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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氣魄 兩岸福祉

--評兩岸統一的根基和架構

 

湯本

 

  香港台商協會會長潘漢唐接受香港《亞洲週刊》記者的訪問,他說,“香港台商已成為兩岸交流的橋梁”。他認為,在香港注冊的台商約有兩萬多家,每年和大陸有幾百億美元經貿往來。他極為肯定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四萬家台商的努力,認為他們“正在創造台灣、台商和大陸的三贏”。

 

  潘漢唐先生指出﹕台商為符合間接投資的條件,從泰國、新加坡、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地間接投資大陸。在四萬家投資大陸的台商中,約有七八成是從香港“間接投資”。

 

  大部分香港台商都是大陸台商的母體。開放的大陸和香港的聯系給予台商極大的便利,香港是自由港,又是國際金融中心,經商自由,融資便利,這是台商在香港設中轉的主因。

 

  二十年來,從被個別大陸人認為可疑的“美蔣特務”到大陸人人歡迎的“投資福星”,台資的角色作用已不是一般性的經濟投資者。台資的努力,在促進兩岸經濟、人文的交融。台資經歷了在大陸發芽、生根、開花、結果的歷程。台灣人無須有"認同大陸"的過程,因為大陸本來就是中國人的,中國人就是中國人,還需要分上海中國人、台灣中國人、福建中國人、北京中國人和東北中國人嗎?

 

  潘漢唐先生本人就很具有中國性和國際性,他祖籍湖南、四川出生、台灣長大、台大畢業、美國留學、香港立業、大陸發展,他的這種背景,使他作為商人發展商務的同時,天然的有一份理想的期待,即努力追求台灣、台商和大陸的三贏。

 

  商人是低姿態的,台灣的投資商界更不例外,他們在與自己的政府打交道時,在難路和易路之間,他們選擇捷徑。他們深深了解“解嚴”至今只有十一年的台灣政府在民主化進程中的進步和局限。他們感到,與其與台灣執政者的“戒急用忍”的口號政策進行吵架、抗議、政治運作、公關並要求政策調整,而且還要承擔"台奸"的惡名,還不如自管自悄悄地“間接投資”。間接投資實際上和直接投資沒有什麼差異,只是多安設下一個中轉站而已。

 

  台灣商界對付“戒急用忍”的戰略--“間接投資”,不僅是為了自身的生存,更是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台灣外向性經濟決定了台灣必須走向大陸,走向世界。台灣的資金、技術、管理方式、市場、自然親情及溝通便利和人文交融,是台灣與其他西方、日本投資者所無法比擬的六大優勢。而這六大優勢,正以提供就業率、培訓管理人才、提升中國大陸當地的生活指數和刺激大市場環境,發揮著巨大的經濟上作用。隨著這種現代經濟的延伸和發展,其本身也是現代思維、現代人文、現代文明的滲透和拓展,為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提供根本性的主驅動力。

 

  台資對兩岸的經濟的橋梁作用越來越明顯,根據香港《亞洲週刊》報導,有三百萬人口的東莞市有三千家台資企業,台資佔外資的百分之三十。中國大陸的台資協會總會設在東莞,東莞在建設全球最大電腦零部件基地,東莞及其電腦資訊業,居全中國大陸首位。該地的年經濟增長率是20.63%,年出口增長率是14.9%。更為重要的是,台資企業主和台灣員工經常主動舉行“

捐血救人”,“捐款救災”、上街掃地等的活動。在東莞民眾中,根據民意調察,台資的老板和員工口碑普遍很好。

 

  客觀的講,大陸當局所給予台資的除了與外資同樣的優惠之外,還有許多“台胞”以及“統戰”意味的的優惠和便利,這使得許多台資企業投資者,不僅在大陸安了家,而且正在圖謀長遠的企業發展。例如在廣東東莞地區,台資家屬組成了台資婦女聯誼會,進行社區聯誼互助,而且還進行大量社會公益活動,提升了當地文化和社會文明風氣。

 

  總起來講,台資促進了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以及向世界開放的程度,以強有力的經濟發展的努力,現代企業管理文化以及幫助提升社會文明程度,正在“促進兩岸統一”,而不是“促發台灣獨立”。

 

  潘漢唐還指出,“兩岸政府尋求統一的目標如同建大廈,十多年來,台商在大陸建立的兩岸經貿和交流的基礎,是在為這幢大廈打地基和建架構,根基已非常堅固,架構已形成,何懼風吹草動”。兩岸統一的根基和架構,就是經濟合作和經濟交融,利益所在,趨勢所在,未來的民主政治改革和國家統一,是潮流而不是人力可以阻擋的。

 

  潘漢唐先生雖然在商言商,但他的宏觀思維,已經突破兩岸現在奉行的傳統思維或狹隘觀念。可以說,潘漢唐先生是思如其人名,他的氣質和風格,有大漢唐之風。

 

  商業戰略、經濟戰略是政治戰略的先導。政治家中最富有戰略智慧的的政治家應該追隨的是世界大經濟潮流。從世界現代政治史上看,一流的政治家,應該是領導大區域、世界性的領導者,是領導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趨勢的大智者。二流的政治家,是跟著經濟潮流跑的政治家,而三流政治家則是被經濟潮流沖著跑、踉踉蹌蹌很狼狽的政治家。而不入流或者反動政治家,則是逆時代潮流和社會潮流而動者。

 

  台灣的後李登輝時代已經到來,台灣的中生代領導人,其識見、才能和胸懷,完全應該有現代的“漢唐氣魄”。台灣《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李建榮認為,台灣下世紀理想的領導人,應該不是帶頭對抗中共,而是回到個人條件,比得是誰有能力和平處理兩岸關系。這使人聯想到,連戰在去年提出的“三不三要”是﹕“不獨、不統、不對立”;“要和平、要交流、要雙贏”。雙贏之後,實際上就是一贏,包括台灣、大陸的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和平、民主。

 

  出生在大唐盛都的西安的連戰,應有大漢大唐的氣魄,不僅將努力擁有新世紀第一位總統的為民效力的權利,而且還將以他的國際眼光、政經治理長才和人文優勢,開闢兩岸關系的新局面。由此,才有可能出現打破歷史和現實僵局的時代﹕兩岸領導人,無論是經濟之“理”還是政治之“理”,都“理”所當然的,應該在二十一世紀,以和平友好競賽的方式,接受人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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