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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鬥爭

---摘自錢理群:回顧2010年(2011年5月發表)

終於要說到2010年的中國上層鬥爭。 ——儘管中國的上層,尤其是最高領導層,依然處於不透明狀態,這是極權體制的最大特點;但2010年的某些跡象,卻讓世人對上層的矛盾與鬥爭有所窺見,可以說是“偶爾露崢嶸”吧。

首先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幾次大談“政治體制改革”。 2010年8月21日,溫家寶在深圳發表《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的演講,指出:“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他強調:“停滯和後退不僅會葬送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能是死路一條”。

——作為了解並總攬全局的國家總理,提出這樣的沒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經濟改革成果可能“得而復失”,最後“死路一條”的警告,是極有分量的,因此,此言一出,舉國舉世矚目。以後,溫家寶又在8月27日召開的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上,強調“滋生腐敗的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和製約,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人亡政息'”。溫家寶還具體指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製約的問題,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堅決懲治腐敗;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特別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視保護和幫助弱勢群體,使人們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對國家的發展有信心”。接著溫家寶在接受CNN專訪時又大談“任何黨派、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過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我認為這是現代政治體系中的重要特徵”,並表示:“要堅定不移在我能力範圍內,貫徹我的信念,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步伐。我想用兩個詞來表達我的決心:'風雨無阻,至死方休'”。

國外輿論的廣泛關注是可以想見的。民間的反應也極強烈,北京等地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還召開座談會,倡導全國范圍內的“學習”。相反,官方控制的媒體則嚴加封鎖。 8月21日溫家寶在深圳講話,新華社發通稿時,竟然把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全部刪去。 2010年9月22日,溫家寶在紐約和華文媒體及港澳媒體負責人座談時,再次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與新華社通稿中再次將其過濾。有人因此提出質問:“中宣部有什麼權力封鎖總理的聲音?有什麼權力剝奪全國人民對總理講話的知情權?”

而且很快就有了官方媒體的有組織的爭鋒相對的反擊。其實這樣的反擊在批判所謂“普世價值派”時即已開始。 8月16日新華社發表專電,公佈了《求是》雜誌的署名文章《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的有關理論和實踐問題》,宣稱“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反過來證明了中國政治的成功”,用典型的“經濟決定論”來說明:中國的政治體制無須改革,而急需堅持。堅持什麼呢? “穩定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優勢”,即要堅持一黨專政,以達到統治的穩定:這樣,黨內的權貴集團就通過黨的喉舌,將自己的意圖和盤托出。

在溫家寶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言論發表以後,《人民日報》從10月21日到11月2 日連續發表五篇文章,署名“鄭青原”,即“正本清源”的意思。這是文革御用文人慣用的手法,如張春橋控制的“上海寫作小組”署名“羅思鼎”就是“螺絲釘”的意思。現在舊技重演,就很耐尋味。其中《沿著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一文,是公開和溫家寶唱對台戲。文章首先強調:“圍繞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從未停歇”,這就根本否認了溫家寶發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整個改革有“停滯與後退”的危險的警告。其次,又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要有三個“必須堅持”:“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決不能照搬西方政治體制模式,搞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鼎立那一套”,其言外之意自然是溫家寶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或有可能背離“正確的政治方向”。其三,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要“與我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相適應,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與我國歷史條件、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適應,有秩序、有步驟地展開,決不能脫離實際,超越階段,更不能華而不實,空喊口號”,這就簡直矛頭直指溫家寶了。 ——黨的刊物和在任黨的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這樣公開叫板,在中共歷史和共和國歷史上都是從未有過的。

在此之前,10月1 日出版的《求是》雜誌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題為《充分認識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的文章,提出“中國之所以能夠創造一個又一個的奇蹟,主要是依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製度優勢”,表示要“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上走下去”。看來似乎和溫家寶的呼籲無關,但強調要“堅定不移”地維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製度”,也即堅持集權體制,也就實際上消解了政治體制改革。直到第二年即2011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裡,吳邦國才公開了他的一貫的政治主張:“最重要的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國家根本製度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動搖。動搖了,不僅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無從說起,已經取得的發展成果也會失去,甚至國家可能陷入內亂的深淵”。 ——這裡,引人注目地和溫家寶一樣提出了“發展成果會失去”的危險,但他認為危險在於“國家根本製度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動搖”。那麼,所要堅守的“國家根本製度”是什麼呢?吳邦國也有明確​​的說明,這就是五個“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並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某種程度上,可以把吳邦國的講話,看作是對其政治對手發出的警告,“國家可能陷入內亂的深淵”這樣的話,是十分嚴重的。這實際已經表明,如一位研究者所說,“作為改革主體的執政黨已經對改革缺乏集體共識”,由此導致的後果是:“領導層現在就好像一個'救火隊',被動地被社會或者社會問題推著走,哪裡著火就出現在哪裡。這種被動性必然出現更多的問題,使得改革面臨更大的困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胡錦濤的態度,就格外引人注目。人們首先註意到,溫家寶和吳邦國這樣公開發表不同意見,都得到某種默認,沒有影響其領導地位,這在中共歷史和共和國歷史上也是少見的。這固然表明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絕對權威的強人政治不復存在,這樣的默認有其不得已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認胡錦濤本人的態度的作用。在此之前,在黨內民主派和毛派的激烈論爭中,胡錦濤就已經採取了“不支持,不禁止,不宣傳”的對策,這一次最高領導層的爭論,看來似乎也是這個對策。有人因此認為這或許是黨內民主的一個新的推進;得出這樣的結論或許早了一點,還需作進一步的觀察。

更重要的是,胡錦濤必須對此作出自己的回應。於是,就注意到2010年8月27日在和來訪的朝鮮領導人金正日的會談中,胡錦濤的一段講話:“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各項事業全面發展,不斷保證和改善民生,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一條基本經驗”。 ——把“保證與改善民生”放在突出地位,這其實是大有深意的。

我們在前文一再提到的張宏良在一篇文章裡,將溫家寶的主張和胡錦濤的主張作了一個意識形態的解讀與分析。他認為,“普世價值派”(他顯然把溫家寶視為其代表與總頭目,但未點名)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保衛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其實質是要維護“富人和精英”在美國支持下進行的私有化改革的既得利益;而“胡錦濤、習近平、薄熙來等黨內領導人”則提出了“讓全體中國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新政目標”,“保證與改善民生”即體現了這樣的目標。 ——張宏良的分析或有一廂情願之處,但他看出了胡錦濤和溫家寶對中國當下問題的對應之策的不同重點,還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來,這或許更是胡錦濤在尋找領導集團新的共識的一種努力。而且以後的事實發展證明,他的努力似乎還是有效的。這就是醞釀很久,在2010年10月出台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草案。據說“'十二五'改革,有'三條主線',即: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以適應公共需求變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主線的社會體制改革;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體制改革”。 ——這裡,溫家寶認為不能再拖延的政治體制改革引人注目地又一次被擱置了。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被推到了前台,而這三大改革的核心就是改善民生。最近高乾子弟張木生在接受網易記者採訪時,透露了一個消息,說中央常委有一次關於如何應對當下中國問題的討論,“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說,改革可以緩一緩,要把解決和群眾的矛盾問題,民生問題放在第一位”。據說吳邦國在兩會上已經公開說了這樣的話,溫家寶在答記者問時,也幾乎80%的重心都放在了民生問題上。雖然這一消息還有待證實,但我以為還是有相當大的可信度的,最主要的是,它符合中國領導層的思維邏輯。對他們來說,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始終是第一位的,在這一根本利益上,黨內的不同政治派別之間,溫家寶與吳邦國之間,是沒有分歧的。作為中國的統治者,“民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的古訓,他們是懂得的,不會忘記。這裡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國的經濟問題。 2009年官方就承認存在“通脹預期”,到2010年,就不斷出現煤電油漲價,玉米、綠豆、大蒜,蔬菜、肉食品、奶製品漲價,特別是房地產價格一直居高不下- -----。溫家寶在年中就承認,中國“經濟復甦曲折性超過預期”。通脹危機直接影響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官與民,商與民的矛盾日趨嚴重,經濟、社會問題的糾結,如果不及時解決,就必然導致政治上的信任危機。到2011年兩會,溫家寶更公開承認:腐敗與通貨膨脹已經成為可能導致政權和社會崩潰的兩大致命因素。而後者又是更加具有迫切性的;作為國家總理,也更難卸其責。我以為,正是這樣的經濟壓力,迫使溫家寶,以及許多高層領導最後同意將民生問題置於壓倒一切的地位,而將政治體制改革再度擱置。在某種程度上,這依然是一種“救火”,事實上,擱置政治體制改革,不從根本上以權利制約權力,觸動“公權私有化”,切斷背後的利益鏈條,民生問題也不可能解決,甚至會成為權勢者在“改善民生”名義下對民眾新一輪的掠奪。

這樣,“改善民生”就終於成為黨內,包括黨的高層各種政治派別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而且現在看來,新的兩手都要硬:一面改善民生,以緩和社會矛盾;一面極度強化思想、輿論和社會控制,以維持社會穩定,很可能成為胡錦濤最後兩年統治的基本國策。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決定任命習近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標誌著習近平成為下一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已經基本確立。這樣,人們的注意力,就開始轉向“習近平時代”。

如果說“胡錦濤、溫家寶的時代”,主要是文革期間的“大學生”掌握國家最高領導權;那麼,所謂“習近平時代”,就是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掌握國家最高領導權,而且又是以“高級幹部子女”為主體的。這樣,文革中成長起來的那一代紅衛兵,特別是以高乾子女為主體的“老紅衛兵”,以後又成了知青,他們的抱負,理想,精神氣質都會不同程度上為習近平時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據我對老紅衛兵、知青與文革的研究,及對當下高乾子女動向的觀察,我以為有三點特別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老紅衛兵登上中國政治舞台時,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權,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叫一代一代往下傳”,“幹部子弟要掌權,天下是我們的”,“二十年後的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於是,又有了這樣的口號:“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你們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裡”。不能把這些宣言簡單地看作是年輕人的狂言,而掉以輕心;這是基於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後的今天也不會變。加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高乾子弟中的許多人已經成為權貴利益集團的核心部分,是須臾不能離開一黨專政的體制的。即使他們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義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權力集中在手裡,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因此,這些當年的老紅衛兵,不管他們對中國未來的改革方向、路徑有怎樣不同的意見,但在共產黨的領導問題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產黨必須掌控改革的領導權;強化黨的執政地位,必須是中國改革的出發點與歸宿。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胡錦濤這一代並無不同,也是他們的前輩,從毛澤東、劉少奇到鄧小平、陳雲所期待的。陳雲早就說過:把權交給我們的子女,他們至少不會掘我們的祖墳。與此相聯繫,不管他們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對敢於挑戰自己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運用掌握在手的國家機器,予以鎮壓,也是絕不手軟的。對這一點,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們也要看到,包括老紅衛兵在內的紅衛兵、知青這一代,有著在底層社會接受改造的特殊經歷,他們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層社會、底層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聯繫,使他們比較了解中國的國情,比較重視民心與民情,這都會對他們以後的施政產生影響。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這些高乾子弟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現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國外留學的經歷,不僅其知識結構比較合理,而且對世界科學技術、思想文化社會的發展,時代潮流,都有比較深切的了解。正是這樣的對中國底層的了解,和對世界發展趨向的把握,使他們比胡錦濤這一代更加深切與強烈地感受到黨的危機。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兒女聯誼會”上與會者所說,當前“我黨我軍我國最大的矛盾就是腐敗”,“人民已經忍無可忍”,但“我黨自我糾錯能力和製度缺失” ,“作為黨的後人,我們再不能熟視無睹,不能再沉默”,“要說真話,想辦法,為黨解決危機”。可以說,“再不改革,必將亡黨亡國”已經成為這些當年的老紅衛兵的一個共識,“我們的父輩和革命先烈為新中國的建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我們不能讓紅色的江山蛻變”,也成為他們的共同決心。而且他們在這三十年中已經佔據了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思想、文化、教育各領域的重要位置,也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並且意識到,歷史給他們的機會也只有這“十年”,高乾子弟自身都在六十歲以上,他們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歲左右,因此,也都躍躍欲試,準備作最後一搏。這就意味著,由於自身的利益化與官僚化,逐漸喪失改革動力和活力的中國共產黨,有可能在他們的尚有出息的子女這一代,獲得新的改革動力和活力。這樣,在習近平時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國的改革推進一步。紅衛兵、知青這一代將比文革大學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動力,這都會在未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顯示出一些新的特點。

但不可忽視的,是文化大革命對這一代精神上的負面影響,包括毛澤東的負面影響:不要忘了他們當年都是“毛澤東的紅衛兵”,不管他們今天對毛澤東的評價、態度如何,毛澤東在其成長初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老紅衛兵中是不乏“小毛澤東”的。在我看來,其中最應該警惕的,是文革殘酷的鬥爭中形成的“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帝王氣與流氓氣。另一方面,由於今天已經很難出現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可以駕馭群雄的強勢領袖,老紅衛兵中又派系林立,他們之間如何形成合力,將是習近平時代的統治難題。弄不好,就會發生內訌,或各自稱雄。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個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關重要的;而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這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黨內鬥爭中勝出,而且要在執政的中後期才逐漸顯露崢嶸。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時代又有許多難以預測的不確定因素,今天在人們心目中還是一個模糊的時代。

2010年以來一些高乾子弟的表現,還是可以給人們以想像的空間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八大以後中央常委的競選者薄熙來。近年來薄熙來精心打造的“紅色重慶”一直是熱議的焦點。人們最為關注的,是“唱紅歌”與“打黑”,前者顯示的是意識形態和社會氛圍上向毛澤東時代的回歸,後者則是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方式解決腐敗問題的自覺嘗試。一般人並不注意,其實是更為重要的是經濟上的“重慶模式”,據說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進行從農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製”,加強政府對企業和經濟事務的掌控。記者報導說:“這樣的舉措與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時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同時“高調拾起”的,還有毛澤東時代的“群眾路線”與“大學生上山下鄉”。如此自覺地運用“毛澤東政治遺產”,因此,獲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識分子的高度評價,譽之為“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新版和希望。同時又引起許多人,包括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黨內民主派“中國將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憂慮與警惕。而習近平在當選軍委副主席以後,即視察重慶,肯定重慶經驗,更引發了人們關於“毛澤東在習近平時代的影響”的議論與想像。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畢業典禮上作了一個演講,實際是一篇宣言:“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建設'、'國強民富'、'大國崛起',而是現代性社會的構建。現代性社會是相對於傳統社會而言的,它的主要標誌,是以'啟蒙價值',即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價值支撐的,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製度框架的民族國家”。秦曉在演講和私下談話裡,明確說明,他的這一宣言,是針對兩種傾向。一是“'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我以為是不可取的”。秦曉認為“中國模式論”從一開始的“特殊論”走向“取代論”,“宣稱'中國價值'可以取代'啟蒙價值'”,是一種危險的傾向,應該特別警惕。另一面,秦曉更擔心激進主義思潮,他說:“激進主義和意識形態化,是落後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很容易掉進去的陷阱”。他認為當下中國面臨著嚴重的體制性的問題,“如不能從根本上入手,可能會觸發成社會危機”,但“這些問題是可以在體制內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改善和改變”,而激進主義則把社會危機作為“動員民眾的資源,達到某種革命目的”,導致的是“最壞的結果”。 ——由於秦曉的高乾子弟和老紅衛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黨中廣泛的人脈關係,他的這一反對“中國模式”論,肯定啟蒙主義普世價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極大反響,一時成為網絡、評論、轉載的熱點議題。有人把他的言論和搜狐總裁張朝陽2010年2月發表的“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妨礙競爭力”,呼籲政府在經濟領域允許自由競爭的演講聯繫起來,以為由此可以找到一條“成本小且能夠避免社會碎片化的轉型之路”。而一家網站則把秦曉的頭像做成絞刑架下受刑的模樣,並冠以“西奴”。我們所關注的,是秦曉的主張,在太子黨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習近平時代可能產生的影響,這自然是有待持續觀察的。

其實,2010年高乾子弟的發言者,最應該注意的,是中國空軍副政委,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一月,他在昆明軍區作了題為《信念與道德》的演講;七月,在大陸反日浪潮中,他又聯合十名將校連署發表呼籲,要求對外強硬,對內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仔細看劉亞洲的觀點,其實是有三個基本點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對政治民主化的強調,以及在《中國改革得與失》裡對現狀的批評與分析: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高壓,輿論控制和特務統治,對底層抗議活動的鎮壓,對社團活動的消滅,成為了“1999年以來當局的主要統治方式”,這確實是擊中要害的,劉亞洲也因此而​​獲得了“敢言”的美譽。但不可忽視的,是他的這樣的尖銳批評的另外兩個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權”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我黨的執政地位”:這一基本點,劉亞洲和所有的太子黨並無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強國強軍之途”:作為軍人的劉亞洲本質上是一個軍國主義者。王怡先生對劉亞洲思想的概括是準確的:他所追求的是一個“國家權威主義籠罩下的民主夢”,執著於“民主壓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釋劉亞洲的許多矛盾,比如他主張民主,反對專制,但堅決捍衛“六四”屠殺;他主張思想多元化,但又強調“統一國家精神是當務之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劉亞洲鼓吹“軍人干政”。在他眼裡,“中國的希望在黨內,黨內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層”,中國社會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隊”。他斷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國家,“軍隊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間不能成為推動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黨內貴族的分化。而如果黨內文官系統不能形成強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終只能依賴於少壯的武將集團。由軍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強音,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中國一百年以來反復經歷的夢魘。軍隊少壯派的出現,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嚴峻的局面,也是當初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教訓之一,是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民主化過程中頻頻出現軍人干政的一個根源”。這些年我在觀察中國政局時,始終覺得軍隊情況不明是一個隱患;現在,2010年由劉亞洲等高級將領公開亮相,就讓我們看到了“經由軍人干政和軍事獨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說,這恰恰是中國民主化的“最壞方式”。而且還要看到,改革開放三十年,軍隊一直是高乾子弟的聚集地,已經集中了一批太子黨的精英。這就意味著在習近平時代,軍隊少壯派將以更積極的態度,參與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軍隊干政的危險性將大大提高。而軍人們永遠是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者,並永遠具有對外擴張性,這都會隨著軍隊干政而在中國未來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教育上產生深遠的影響。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當下中國社會已經有著軍國主義滋生和蔓延的基礎:“中國是全世界軍事刊物最盛行的國家,幾乎每個中學男生都會翻看”,“中國是全世界軍事話語最強盛的國家”,“中國也是少數不限制,甚至組織兒童觀看戰爭場面電影的國家之一”,等等。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這樣的軍國主義的危險,是特別應該引起警戒的。

    太子黨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現,儘管這已經超出了本文論述的範圍,但在這裡也姑且一說。前已說到,2011年的春節“延安兒女聯誼會”的聚會研討,會後形成了一個《我們對十八大的建議》書,主要著眼於“黨內民主”建設。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實行從各級黨委到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及常務的“直選”。

2011年4月24日,張木生的《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一書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暨研討會。此書由劉少奇之子劉源作序,而張木生又是劉源的“哥兒們”,實際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當下中國的太子黨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來中國政治對策,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動向。張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書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義”。其實,早在多年前,由劉源擔任總顧問,製作了《劉少奇與新中國》的記錄片和同題小冊子,由張木生作序,就已經提出了他們的新“新民主主義”論。而在2011年舊話重提,就自然別有意義,網上反映說,新“新民主主義”論“可能會成為中國下一步國家意識形態的理論來源之一”,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劉源自己也說得很清楚:“若是想藉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兒,恐怕會畫虎類犬,弄巧成拙,與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們何不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舉起土生土長、百試不爽的,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主導提出、劉少奇主要實踐的新民主主義?” 至少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太子黨中的劉源派系的一個宣言吧,也可以說是他們“謀國運”而提出的國策。

為什麼要在當下中國提出“回到新民主主義”?張木生直言不諱,就是要為共產黨“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義”論的要點有三。首先是“共產黨領導”,黨要掌控改革的絕對領導權,這是前提;恢復與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目標,出發點與歸宿。前文已經說過,這是所有太子黨的共識與不可逾越的底線。其二,要“恢復以工人、農民為主”,“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這是重塑合法性的關鍵。張木生說得很坦率:“我們把工農都變成弱勢群體”,就“一點合法性都沒有”了。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有三種模式:建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黨專政是以工人、農民為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的;毛澤東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領袖專政與群眾專政直接結合的一黨專政模式;文革後,鄧小平時期,特別是江澤民時期,就逐漸將所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政治、經濟、技術精英作為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工人、農民確實都變成了弱勢群體,這樣的失去了工人、農民的支持的一黨專政,就出現危機了。劉源們看到這一點,但又不可能從根本上放棄黨的精英專政,就選擇了向工人、農民讓步的對策。具體有兩條,一要把國家現有的巨大的存量資產,變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決70%還沒有富起來的人的民生問題”;二是要允許工人、農民“有組織”,共產黨來當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應該說,如果真的實施這兩條,確實會給底層百姓帶來一些實惠,也會給中國底層民主有一定推動,這可能是新新民主義論的最有積極意義的方面。第三,允許發展資本主義,同時,又能夠“駕馭資產階級”。這就是張木生所說的,“制衡會有的,憲法會有的,不同派別在一個黨內也會有的,輿論的公開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獨立,在一個黨內最後也是能解決的”,但有個前提條件:只能有一個黨,要由黨來控制、“駕馭”一切。它的潛台詞,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戰黨的絕對領導,或者黨一旦駕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這一切,實行專政,而且很可能是軍事專政。其實,這就是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聽話,就當作統戰對象,許諾給予種種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等;不聽話,就發動“反右運動” ,聚而殲之。

但是,問題是,回到了這樣的“新民主主義”,就真的能夠建立起新的工農聯盟,成功駕馭資產階級,從而重塑共產黨的合法性嗎?據說張木生在座談會上還說了一句話:“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藥,最受到中國接受”。那麼,他們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義論”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藥”了。這初出山時的洶洶氣勢中的露怯,是頗耐尋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劉少奇與新中國》裡,劉源和張木生就提出過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堅持“共產黨絕對領導”的旗幟“不倒”,但卻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原因即在於此。或許在他們看來,“新民主主義”聲譽尚好,可以為更多的人所接受,達成“共識”吧。

這次新書發布、研討會最為人關注的,是劉源和幾位將軍的出席,這成了部分太子黨和軍隊少壯派的一次集體亮相,提供了一個近距離地觀察他們的機會。我注意到的有兩點。一是軍隊少壯派的表態:“現在說存在就是合理的,現在中國走出這條道路,確確實實使我們中國強大富強起來了,雖然有一些弊端,但不應該對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道路產生質疑”,不能質疑的更是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這也就是後來劉源特地打電話讓張木生轉達的意見:“這個結果,這個實踐不能假設,不能如果,因為歷史是不可逆轉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們不重塑共產黨的合法性,誰能夠代替他?!”還有的與會軍隊少壯派宣稱:“民主,自由,人權,人生而平等”,這都是“一些沒有實質意義的概念”;“我是一個軍人,講什麼東西都跟安全聯繫在一起,尤其是國家安全”,至於“普世怎麼普世,我表示懷疑”——這背後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強權邏輯,和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的邏輯,而且不加任何掩飾,這都讓人吃驚。還有:“現在幾個大國真正沒有打仗,三十年沒有打仗的就是中國”,“我們要不要維護正義性,現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就變成被告原罪”,“這完全是泛和平主義,是一戰以後的綏靖主義思潮”,就更是預言他們掌握了國家大權之後,將在“維護正義”的名義下,用戰爭解決國際爭端了。用武力解決國內問題大概也是其中應有之義。這樣的“軍政府”的意圖,是應該引起警惕的。

其二,劉源在會上的表現,雖然張木生表示是偶爾失態,但人們仍然從中感到了“痞子氣和霸氣”,如前文所說,這正是我最為警惕與擔憂的。雖然劉源已經宣布:“該告別不爭論的時代”,但這些太子黨和軍隊少壯派卻處處擺出“舍我其誰”的“主人”姿態,所謂“爭論”是必須以他們既定的意見為主導的,不過是“聽取意見”,就像當年毛澤東、劉少奇聽取“民主黨派”意見一樣,骨子裡是輕蔑對方,並從根本上是不允許反對自己的既定主張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見,特別是提到黨內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澤對新民主主義論的質疑,就變臉了:“說了半天又說起朱厚澤來了?在這裡討論他,我不同意”。順便說一點,中國太子黨和軍隊少壯派的氣勢如此雄壯,不僅有當年老紅衛兵的遺風,更有當今的中國經濟實力的底氣。如張木生所說,“中國雖然面臨著最大的問題,但也積累了過去根本無法想像的本錢。我們現在國有企業實算的話,有100萬億的資產,存款。在國外有100萬億的資金。”但在這樣的財大氣粗之下,會幹出怎樣“驚天動地”的事情,卻是令人擔憂的。

張木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一再提及“未來的當政者”,強調“我們國家已經被一些軟弱無能、沒有血性的領導者帶入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當中”,“下一屆最高領導者絕不會允許目前的狀況再延續下去”, “會有人很高地舉起(旗幟)”,“用很高的政治智慧來解決當時他所面臨的問題”,說這樣的“下一代的領導人”有“一批”,並且點名說劉源就是這樣的“非常有理想”的共產黨員。或許是這樣吧。但這一次亮相,卻讓人不大放心,很容易產生不祥的預感。這次研討會很有可能是中國未來政治的一次預示,一個像徵,因此具有“史”的意義和價值,故詳細記錄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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