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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抗議者值得稱讚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約翰•加普

上週我去拜訪了一下“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我沿著設置了許多路障的街道步行,經過仍然殘留著坑洞的前摩根大通(JP Morgan)總部,據信1920年意大利的無政府主義者曾在這裡引爆了一顆炸彈,奪去了38人的生命。然後,我在聖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右拐,一路走到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的營地。

這些年輕的抗議者在上上週逐漸佔領媒體頭條,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其中700人因為堵塞布魯克林大橋而在周末被捕。抗議者當中也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但我遇到的人都溫和而有風度。他們製造的最大噪聲,只不過是一群人圍坐成一圈,和著手鼓唱“我們帶來改變,我們是升起的太陽”。

“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已經持續了3週,但剛剛開始蔓延到美國其他城市。抗議活動一直被批評為缺乏領導、不成熟、缺乏具體訴求。我認為他們應該這樣堅持下去——他們對銀行家的幻滅之感與幾乎所有人形成共鳴,而訴求模糊目前還無傷大雅。

我所見到他們提出的政策要么很瘋狂(一名抗議者在一段視頻中大喊著要求關閉美聯儲(Fed)並廢除法幣),要么不太可能獲得廣泛支持。例如,《被佔領的華爾街日報》(The Occupied Wall Street Journal)要求政府採納的兩項政策是:社會化醫療和銀行國有化。

抗議者上週三舉行了橫穿紐約的遊行,並獲得大型工會的加入。實際上,這次遊行讓人感覺,抗議者的天真無辜開始消失。 “佔領華爾街”運動與典型的左翼訴求和組織結合得越緊密,它的吸引力就會消失得越快。

那將非常可惜,因為在他們的理想主義中存在某種強有力的東西。我們必須接受華爾街和銀行的存在,經濟增長需要它們提供資金,但抗議活動表露出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歐洲即將推出新一輪紓困計劃,而大西洋兩岸的民眾還因為上一輪紓困而感到生分,那麼這當中一定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抗議活動的優勢與其說在於其目的,不如說在於其形式——它堅持一種運轉低效的大眾民主,祖科蒂公園“人民大會”中的每一個人,不但在每一項決策中被詢問意見,還可以否決那些他或她不喜歡的決定。抗議活動組織者之一、23歲的安德魯•史密斯(Andrew Smith)對我說:“世界上沒有一個組織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管理。這樣做既不方便,又缺乏效率。”

但面對國會的政治僵局和軟弱的總統,如果人們能夠在示威遊行中能集合在一起,並且如果真的真的非常努力,還有可能達成共識,那麼這將是一場有違常理的遊行。令人迷惑的事情並不在於抗議者缺乏訴求,而在於他們仍然充滿熱情地努力達成一項訴求。

他們提到了阿拉伯之春和希臘、西班牙反緊縮政策民眾抗議的影響,還有1999年西雅圖反全球化示威遊行的組織方式。最近的國內榜樣是2005年“網絡草根”(netroots)的數字起義,它使霍華德•迪安(Howard Dean)當選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主席。

這類活動在歷史上有先例,比如掘土派運動(The Diggers),他們是一群信仰經濟平等的英國農民(他們自稱為“真正的平等派”(True Levellers),以區別於另一個不信奉英國國教的組織),1649年在薩里郡的聖喬治山上開荒,種植蔬菜,以抗議圈地運動。

就在那之前不久,清教徒航海抵達馬薩諸塞灣殖民地尋找自由。而“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露營有一種人類墮落前的純樸味道,彷彿想要回歸"山巔的閃光之城"。這一點與茶黨(Tea Party)相似,但區別是它們把美國的弊病歸咎於巨額融資和大企業的貪婪,而不是聯邦政府將手伸得過長。

它的另一個優勢是非暴力,儘管正因為此,它起初更加難以引起“主流媒體”的注意,而它既想討好主流媒體,又不信任它們。希臘的抗議活動已經轉向了暴力,倫敦騷亂則充斥著縱火和打砸搶。相反,“佔領華爾街”藉絕對和平建立了威信——它迄今最具破壞力的舉動就是布魯克林大橋靜坐。

問題是,在此基礎上,它要達成什麼目的。 “我們需要明確提出要求,並且要得到滿足,”24歲的傑西•利維(Jesse Levy)說,他十分友好,帶著我們這群來訪者四處參觀營地。即使他們能夠提出要求,要得到滿足卻是空想——普通美國選民或許對金融體系怒不可遏,但離變成無政府主義的工團主義者還很遠。

更明智的做法是保持難以捉摸的特點。正如史密斯所說:“沒有訴求的力量令人難以置信,你們這些媒體的傢伙會發了瘋地試圖把這件事弄清楚。”只要抗議手段仍然是他們希望傳遞的中心思想,誰會反對一群充滿希望、關心國事的年輕人呢?

銀行家非常擅長於把要求他們改變自身行為的廣泛訴求,轉變為關於細節的壕溝戰。這一點從兩個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一個是圍繞實施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晦澀辯論——從如何定義“互換交易執行場所(swap execution facility)”,到關於自營交易的“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另一個例子是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首席執行官的傑米•戴蒙(Jamie Dimo​​n)對《巴塞爾協議III(Basel III)資本規則的違抗。

“佔領華爾街”運動最好還是繼續遠離摩天大樓和委員會辦公室,堅持在邊緣地帶露營,以提醒內部人士注意公眾的憤怒。如果他們能夠迫使政客不向金融界的抱怨妥協,那將是一種成就。掘土派的人數並不多,並且很快被驅散了,但我們記住了他們。

譯者/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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