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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哲倫證明的“非圓”

祖慰

麥哲倫誤讀:以殺報恩

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時代,麥哲倫首創環球航行。眾所周知他證明了地球是圓的。但鮮為人知的是,他還證明了一個人際交往中的災難性的“非圓”――上演了一出因跨文化誤讀而釀成的誤殺大悲劇。

這個悲劇的情節是這樣的。

1520年末,麥哲倫帶領船隊穿過南美洲的被後來人命名的“麥哲倫海峽”,在新發現的大洋中風平浪靜地、太平地航行了一百多天(因此麥哲倫命名新洋為“太平洋”,其實太平洋一點也不太平)。船隊行進中卻出現了另一種滅頂的不太平,此時糧盡水絕。 1521年的3 6 日,他們突然發現駛達了一個富饒的群島――太平洋西部的馬里亞納群島。當地的土人得知他們缺少食物而奄奄一息,馬上給他們送來了糧食、水果、蔬菜和淡水。麥哲倫和他的船員們非常感動和感激。然而,就在船員們狼吞虎咽美食時,土人們紛紛走上船來,選取他們感到新奇和喜愛的東西,不打一聲招呼就大大方方地拿走。麥哲倫和船員們在驚愕之後開始幾番阻攔,結果都無效。接著他們怒火中燒,斥罵土人是強盜並拿起槍砲向土人開火。最後是把“強盜們”殲滅。麥哲倫後來死於航行途中,那些完成環球航行的船員們還理直氣壯地把這個群島命名為“強盜群島”。

百年之後,文化人類學家來此研究發現,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跨文化誤讀所造成的殺戮。

該群島當時土人的製度文化是原始公有製。按他們的文化價值,見到來客十分飢渴,立即送上食物是天經地義的事;同理,按原始公有製文化價值,他們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拿來玩賞或使用,也是天經地義的行為。可是,積澱了私有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麥哲倫和船員們,他們把土人主動送來食物,讀為基督教價值上的無須報答的愛心,而把不經允許拿走他們的東西的行為讀成是“強盜行徑”。

為了證明上述事件確實是文化誤讀的災難,我們不妨來做個思想實驗:如果糧盡水絕的麥哲倫到達馬里亞納群島之初,發現土人有水有糧食,與土人交涉,願意將船上某些東西交換,換取淡水和糧食,土人也表示同意,那麼就不會是悲劇,而是一場皆大歡喜的物物交換的喜劇了。由此可反證,因為文化價值上的互相誤讀,即用私有製的價值去解讀原始公有製的價值(反之亦然),那麼,就使得本來具有互補、共生條件的人際交往,造成了不幸的慘殺。

乾隆皇帝誤讀:促商為盜

關於價值的誤讀,我們再來舉一個本來有著無限商機、就是因為遠距離跨文化的不同價值誤讀、導致了商業上莫名其妙失敗的著名案例。

1793年,英(國)王喬治三世,派出了一個700人的空前使團到中國。領頭的是英國東印度貿易公司的代表麥克卡爾尼(George Mccartney,隨行的有商人、科學家、藝術家、會計、工程技術人員、醫生、水手和廚師等跨行業人士。目的是想與處在“康乾盛世”的有極大商機的中國做生意。上一年(1792年),中國產品第一次大批量運到歐洲,掀起了歐洲人的狂熱。當時,在法國王宮裡最熱門的擺設是中國瓷器;各國王后最愛穿的是中國衣料;甚至茶葉也成了歐洲上層沙龍的最珍貴最時興的飲料。麥克卡爾尼帶代表團朝見乾隆皇帝時是1114日,正值乾隆八十三歲的壽辰。麥克卡爾尼按照英國大臣對國王的最高禮儀,先向乾隆行鞠躬禮,然後跪下一條腿要親乾隆的手背。壞了,立即遭到了乾隆的嚴厲拒絕。按照中國宮廷禮儀(價值),下臣覲見皇上不雙腿下跪就已經犯了天條,更何況,皇帝的龍體(手背)怎麼可以讓下臣、特別是番邦的下臣吻得?還有更糟糕的,那就是麥克卡爾尼呈給乾隆的英王的親筆信上竟然稱乾隆是“親愛的朋友”,而不是無限崇敬地三呼萬歲,這還了得?就是因為這些禮儀價值上的“跨文化誤讀”――注意:不是因為商業利益擺不平的原因――英國人一無所獲,敗興而歸!

過了大約50年,一頭霧水的英國人不再派商團到中國來協議經商,而是野蠻地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商埠——國家級海盜破門而入了。

禍害根源是價值的內隱性

在巴黎,一位在此留學的日本女孩嫁給了一位法國小伙子。女孩的媽媽滿腔熱情來看法國女婿。按照日本的民俗價值,吃麵條應該發出大響聲,響聲是對烹調者的讚賞,是對自己好胃口的證明,可是法國女婿的價值卻認為吃飯有響聲不文明。當女婿聽到岳母大聲吃麵時聳肩做了個鬼臉無意讓岳母看到了,岳母感到長輩的尊嚴受損而記在心裡了。有一天,法國女婿感冒,老是噴嚏不斷,鼻涕連連。根據法國民俗價值,打噴嚏不能有響聲,擤鼻涕可以大聲,故法國女婿打噴嚏時其拼命壓抑的樣子很可笑,而擤鼻涕時卻肆無忌憚地通過大鼻子的共鳴腔放大而響聲雷人。岳母用鄙夷的眼光​​看了女婿幾眼被女婿發現了……就這些雞毛蒜皮的生活細節不斷積累成了怨艾,岳母住了一星期就憤憤然走了。

要問:為什麼他們不能溝通解釋一下各自的價值觀呢?

國際知名的價值學學者弗隆地茲(Risieri Frondizi),在他的《價值是什麼――價值學導論》一書的第一章指出過價值的一個“寄生”性質:“價值本身無法存在,它的存在基於某種通常是事物價值攜帶者(value carrier)。以美(價值)為例,美的自身無法獨存,然而,美卻在某些物質對像中顯現出來:如一塊畫布,一塊大理石,一座銅像,都可以表現出美。價值需要一個攜帶者,是價值的一項特徵,這種需求注定了價值的'寄生式的'存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3次印行,第4頁)。價值的“寄生性”,意味著價值是內隱在價值攜帶者中的,不是直接顯露在外而一目了然的。這個糟糕的“內隱性”就是引發不同價值人際交往時誤讀的根本原因。價值寄生在事物、事件中,對於同質文化的群體來說,它是約定俗成不言而喻的,在交往中互相能夠心有靈犀一點通。然而,對於跨文化的人來說就無法解讀而且不便說出“寄生”在事物中的內隱價值了。日本岳母與法國女婿之間的相互看不慣是價值內隱而不說出來惹的麻煩;麥哲倫誤殺馬里亞納群島的土著也是內隱價值惹下的大禍。

由於價值的寄生性所決定的內隱性,還讓誤讀者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誤讀,於是,常常發生一誤再誤的連鎖誤讀,導致人際對抗的不斷升級。

尊嚴侵犯是價值誤讀的致命要害

麥哲倫誤殺是文化隔絕時代的跨文化誤讀事件。那麼,當下已經是地球村時代,是以數字化網絡快捷而無限地交流著信息的時代,各種文化的價值通過傳媒已經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介紹,還可能發生跨文化誤讀的麻煩嗎?

法國跨國大企業法馬通公司,承建中國大亞灣核電站的工程,兼有培訓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的項目。按理,工程技術的培訓,是以科學技術規範化了的無誤讀交流,然而也發生了嚴重的對抗。據負責“文化解讀”的法馬通公司高級中國顧問鄭鹿年向我介紹,一位法方工程師居然到了見不得中國人面孔的地步:只要有中國人坐的車他就不坐,有中國人出席的會議他就退場。中方也向法方提出,一定要換掉這位工程師。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了呢?出在與工程技術完全無關的跨文化誤讀之上。核電站是人類最危險的造福工程,絲毫馬虎不得。法方負責培訓的工程師,為了讓中方培訓人員對每項技術問題加深印象,在講授時經常用他們習慣的“是非法”,即一個問題故意提供一錯一對的兩個答案,點名讓中方技術人員回答。法國工程師無意地數次讓中方一位資格老、威望高的工程師來鑑別是非兩個答案,結果這位中方工程師幾次以錯為對,引起眾人嘩笑。中方老工程師惱羞成怒,認為這是法國工程師故意讓他在下級面前出“洋相”,內隱起了強烈的不滿。老工程師按中國文化要有涵養的標準,並不形於色。法國工程師一點也不知自己犯下了跨文化誤讀的大錯――即中國人忌諱當眾丟面子,尤其是在下屬面前丟不起。這個內隱的中國價值,中方老工程師不會說出來,而是處處不露痕跡、不留把柄地刁難、傷害法國工程師的尊嚴,以泄私憤。法方工程師如墮五里霧中,出現了精神障礙,泛化為抗拒接受全部中國人。本來有著共同目標、共同利益的兩位不同文化的優秀工程師,竟然鬧到了有我無你、有你無我的地步。

這個案例進一步說明,內隱的價值是極其細緻複雜的,再詳細地介紹中國文化價值的書,也不可能講到(想都不會想到)在工程技術培訓時不宜用“是非法”向中國高級工程師當眾發問的價值細節。因此,即使在數字化網絡時代,價值誤讀仍然不可避免。

法馬通公司案例還提出了一個價值誤讀的要害問題:不能有意無意地傷害人的尊嚴。 “是非法”發問的要害,是使中國老資格工程師當眾丟了面子。面子,在中國文化中是尊嚴的通俗表達。丟面子,就是在人前丟失尊嚴。中國工程師對法國工程師的報復也是刻意製造麻煩傷害法國工程師的尊嚴。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和日本著名宗教學者池田大作,在他們的對話錄《展望二十一世紀》一書的結尾章節中對尊嚴有這樣的論述:“必須把生命的尊嚴,看作為最高價值,並作為普遍的基準價值,就是說,生命是尊嚴的,比他更高貴的價值是沒有的。”(日本聖教出版社1984年版)。在這價值多元的時代,人類仍然有一個共同的基準價值,那就是人的尊嚴。尊嚴是每個人的“精神雷區”,是萬萬不可觸碰的。不論你權位多高,財富多巨,都不能肆意地損害下屬“卑微者”的尊嚴,不然你定會遭到引爆“精神地雷”的報應。

綜合上述數個古今案例,得出如下幾個結論:價值的寄生性、內隱性,成了跨文化人際交往誤讀的觸發機制;同理,由於價值的內隱,導致誤讀雙方雙盲,即誤讀者意識不到自己在誤讀,沒有與對方溝通的需要,誤讀常常會一誤到底;價值誤讀倘若侵犯人的基準價值――尊嚴,別看表面的事情雞毛蒜皮、微不足道,其導致的對抗常常是意想不到的不共戴天。

知音在哪裡?

到巴黎人家裡作客,有人忠告說,要迴避兩個話題——藝術和政治。因為,一談及這兩個話題就會引起無休止的永遠不能達到共識的爭論,破壞了朋友歡聚的氣氛。在世界藝術之都忌談藝術,豈非咄咄怪事?個中原因就是因為藝術的價值標準多如牛毛,而且越來越多。政治相對少一點,但也足以造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由於多學科的發展,由於思想的自由,由於每個人只能在極其浩瀚的信息中讀取極小一部分、即施行信息割據,造成當今世界的價值越來越多元。由於價值的內隱性,其相互誤讀的機率也就越來越大。因此,人們比古人更感到知音難覓,更有在熱熱鬧鬧的人際交流中的強烈孤獨感。

知音在哪裡?成了現代人最為關切的人文之問。

在朋友聚會中,即使是一些文人雅士的聚會,得到最多“知音”的話題是“食色性也”的形而下話題。因為性等快感標準是由生物學的基因決定的,文化對其影響力或者說乾擾不大,如孟子所說凡人的感官都有同美。談比賽體能的體育也是有共識的知音話題,因為體育的判定標準不是多元化的。只要一碰到哲學等形而上命題就麻煩了,即使是有著“和而不同”的寬容精神的君子們在一起,其掃興感、失語症也會迅速傳染開來。我把這個飯桌上的談話現象叫做“形而下沉降”。

人類既是個體生存物,也是類生存者。沒有知音的心靈共振是不能忍受的。知音在哪裡?人們在尋找中發現,已經不可能在“鍾子期聽解俞伯牙高山流水的琴音”的藝術中,而只有在古老的宗教信仰裡。那裡的知音反而多得。只要你能虔誠地信仰一種宗教,它的教義就是絕對獨尊的價值標準,不必也不能用懷疑的態度去追問“為什麼”,這就絕對消解了由多元價值構築的精神迷宮。這樣,在同一宗教中的人們,可以暢談在同一價值標準下的信仰體驗,於是在各種虛擬的神的光輝下,覓得了許多知音。這,就是在高科技時代宗教信仰者反而大增的原因之一,可能也是不少高科技人才竟然信仰和傳播各種荒唐邪教的合理詮釋。

知音還在哪裡?文化多元,價值多元,給當今人類帶來空前豐富的精神消費;然而,同時也使懂得越多的人活得越難受,即總給他們帶來在價值迷宮中找不到出口(難以做出真善美還是假醜惡的二值判斷)的痛苦,帶來空前的知音難覓的精神孤寂。

現代人比古人更加慨嘆:人生得一知己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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