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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一個道德國度面臨道德解體危機

鄭永年

近來中國的媒體在討論一個在世人看來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問題,即“摔倒老人,要不要扶?”對數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裡,要不要拉一把?”這是一個不用提的問題,或者說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這個世界上,人類的很多行為和動作,出自人類的惻隱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因此,幼童落井要拉一把,老人摔倒要扶一把,都是不需要人類費理性來思考的問題,惻隱之心和本能的驅動足矣!科學家更發現,類似的惻隱之心和本能,甚至存在於動物群體之中。很多動物群體對環境都已經發展出群體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本能,互助互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本能。

為什麼中國社會要討論這樣一個本來根本不用討論,或者不是問題的問題?原因極其簡單,是因為這個問題已經在中國社會變得如此復雜,而必須訴諸於人類理性了。這些年來,很多案件的發生,例如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許雲鶴案”,不管其背後的故事如何,都似乎和人類的本能反應相對立。媒體上充斥著很多匪夷所思的標題,例如“十九歲大學生扶起倒地老人,法院判賠7萬多元”、“老人摔破頭圍觀群眾無人扶,家屬表示理解”、“孩子路見倒地老人上前幫助,被家長嘲諷訓斥”、“解放軍士兵扶昏倒老人被迫賠三千,部隊找證人討回公道”,等等。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中國老人倒地就沒有人扶了。我們可以相信,還是有很多人願意扶倒地老人的。但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只能表明這個社會的道德出了大問題。 “惻隱之心”是人類道德最本能的方面,連這個都被懷疑,都被摧毀了,這個社會還沒有問題嗎?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社會怎麼了?

這倒是一個需要人們理性思考的問題。中國文明長達數千年不中斷。中國歷來視自己為一個道德的國度,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是這麼看待中國的。但是,現在為什麼會演變成一個毫無道德可言的社會呢?如同一個社會道德的形成,有其不同的並且是複雜的原因,社會道德的衰落也如此。就中國文明來說,人們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對商業文明負面影響缺免疫力

首先,在商業文明面前,中國傳統道德的衰落具有其必然性。中國數千年裡一直是農業文明,從來就沒有經過商業文明的洗禮。儒家道德可以說是農業文明的精神結晶,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就是“士、農、工、商”的等級社會秩序,從商者被排在最後,最不重要。其它方面的製度設計,也是為這個等級秩序服務的。在歷史上,儘管不同朝代對商業具有不同的態度,一些朝代敵視和排斥商業,而另一些則比較能夠容納和重視商業,但商人在儒家意識形態中的地位,從來就沒有變化過。商業社會對道德的負面影響甚至衝擊是必然的,但中國統治者使用的是排斥商業的做法。這種政策在遏製商業發展的同時,也使得傳統文明沒有能力容納和接受商業文明。商業文明一旦來臨,傳統文明對商業文明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沒有任何免疫力。

這裡,如果和西方作一比較會看得比較清楚。西方近代以來的社會政治秩序,可以說是商業文明的產物。在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商業階層崛起在傳統帝國解體之後的廢墟上。隨著商業文明的崛起,封建價值觀很快衰落。商業文明要求對事物具有一種世俗的態度,於是宗教改革成為必要。宗教改革符合商業社會的需要,使得宗教能夠容納商業精神。但同時改革之後的宗教,也為商業社會塑造了一種新的道德價值體系。西方宗教改革和轉型,因此和商業文明的興起分不開。

基督教轉型得最為成功。韋伯的著作《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就是論述這種情況的。改革後的宗教,在接受商業行為的同時,也約束著信仰者的商業行為。儘管商業行為、盈利和掙錢都被合理化,但掙錢本身僅僅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商業行為和掙錢的最終目的,還是救瀆人本身的靈魂。另外一大宗教伊斯蘭教的轉型,並不像基督教那樣順利。在很大程度上,伊斯蘭直到現在不僅沒有有效轉型以容納商業社會,反而有更為傳統化的趨向,和商業社會和世俗行為表現為深刻​​的矛盾。

新道德體系還沒有建立

中國傳統道德現在受迅速崛起的商業文明的影響,傳統道德體系的解體之迅速令人吃驚。這裡不得不提到當代商業文明之前的幾乎長達世紀之久的政治衝擊。從清末以來,中國傳統國家被產生於歐洲的近代國家所打敗。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知識精英,都把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歸諸於傳統道德或者文化。因此從“五四運動”到改革開放之前,儒家傳統道德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衝擊。

近代以來,長期的革命和戰爭也使得道德的確立成為不可​​能,因為革命和戰爭就是要推翻舊秩序。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人們才覺得確立新道德的需要。不過,當時中國的做法,是以意識形態替代了道德,依靠宗教化了的世俗意識形態,對乾部官員和普通老百姓的行為構成製約。革命和持續的政治運動摧毀了傳統道德,而宗教化的意識形態一旦消失,社會便無道德可言。這就是中國現在面臨的狀況。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中國無能確立一個新的道德體系?在西方的道德重建過程中,除了宗教改革的作用,政治也扮演了很大的作用。並且隨著世俗化的深入,政治在道德重建過程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大。政治的作用主要通過兩個途徑,第一是法治建設,第二是自律社會的形成。

今天,人們可以從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法意》(或者《法的精神》)中體會到,當時西方社會把法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何種地步。世俗化意味著人們日漸脫離宗教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律變得重要起來。從前是宗教揚善抑惡,現在法律取代了宗教的位置。而法律是通過政治過程形成的,用來調節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更為重要的是,法律並不僅僅是那些寫在紙上的條規,而是一種如孟德斯鳩所說的深入人心的“精神”。

如果法律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政治過程,那麼自下而上的自律社會的形成,對道德的形成和成長同樣重要。實際上,道德無非是社會​​成員中間自覺形成的行為規範,也同樣通過社會的壓力機製而發生作用。要形成社會自律,社會必須具有自己獨立的空間,一個不受政治干預的空間。西方社會一直強調社會力量,從早期的資本主義(在馬克思那裡,“資本主義”即“市民社會”)到現代的非政府組織,都是社會力量的載體。

受保護的社會才能產生道德自律

西方道德力量的強大並不在於政府的推動,而在於社會力量的強大。實際上,在西方,一直是社會力量在推動政治和政府的道德化,而不是相反。也應當指出的是,政治在保護社會過程中的作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等方面的社會主義,或者俱有社會主義色彩的製度,是保護社會的製度保障。而這些制度的確立,都是通過政治過程達成的。這些社會制度的意義在於,社會成員只有在獲取了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後,道德概念才會得到強化,即所謂的“衣食足而知榮辱”。

西方近現代道德的發展,對中國來說應當有比照意義。作為世俗文明,歷史上宗教只在一些特殊的社會群體(即各種類型的宗教團體)中發生作用,但在中國總體道德建設過程中,歷來就沒有佔據主要地位。改革開放前的政治破壞了傳統道德,改革開放後的政治又沒有盡到重建道德的作用。

首先是沒有花大力氣進行法治建設。中國儘管也一直在強調法制和法治,但法制和法治的現狀很難使人相信其有助於道德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的法制不但沒有“揚善抑惡”,卻是在實際生活中起到了“揚惡抑善”的作用。本文開頭所講的“扶起摔倒的老人受到法律懲罰”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法治沒有進展,除了日常人們討論的“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同樣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的法律領域,無論是在立法還是司法。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的社會領域是很顯然的,例如醫療、教育和房地產等等,但經常被人們忽視的是新自由主義對法律領域的影響。在很長時間裡,立法的主導原則就是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勞動生產力,而社會正義和公平則被忽視。到現在,整個法律領域可以說是金錢主導一切,變相的GDP主義也在法律界盛行。例如中國的大部分律師,都想從事經濟法或者與此有關的法律活動,不想甚至迴避刑法和民事,除了政治原因之外,金錢觀點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以錢為本必然導致法律界的全面腐敗。實際上,中國的司法腐敗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一個應當以保障社會正義為目標的製度體系如此腐敗,社會正義必然蕩然無存。

法律淪為權力與金錢的工具

很顯然,中國的法律面臨政治和金錢的雙重壓力。結果怎樣呢?法律只是工具,要不成為政治的工具,要不成為金錢的工具。中國祇有法律的條規,而沒有“法意”,法的精神。西方意義上的“法律秩序”(law and order)在中國並不存在。當法律成為權力或者物質利益的工具時,誰來保證“善”的行為?又有誰來懲罰“惡”的行為呢?

社會空間的缺失也使得道德無處生存。在數千年的儒家文明里,王權儘管在理論上專制,但往往是“統而不治”。中國社會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社會底層,鄉規民約調節和約束著人們的行為。各個行業也有自己的行為規則。在當今社會,這樣的傳統道德已經失去了生存的基礎,但這並不是說,新的社會道德體係就不能產生了。沒有產生,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社會沒有自治的空間。

長歷史時期的革命、戰爭和政治運動,已經把中國社會高度政治化。而確立政權之後,又沒有去政治化的過程;相反,政治因​​素深入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對社會進行控制和管理。社會“被控制”和“被管理”的狀況,表明社會本身缺少空間。缺少空間就決定了社會群體很難形成一種自下而上的社會自治制度,從而也很難形成社會成員的自覺和自律。換句話說,任何自下而上的道德找不到社會空間。如果法律要保障的是合乎人類道德觀念的秩序,那麼社會道德要調節的是社會群體之間,或者社會個人之間的互動和行為模式。既然社會道德難以形成,社會群體和社會個體之間的交往,就表現為赤裸裸的物質利益或者權力行為。

道德是任何一個文明的內核,其它方方面面的製度,無論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還是社會制度,都是這個道德內核的外延。中國現在面臨傳統道德解體而新道德建立不起來的危機,這也是中國文明的危機。如果商業文明不可避免,那麼就要重建一個能夠容納商業文明,但又能遏製商業文明所帶來的負面結果的新道德體系。世界歷史表明,道德的重建並非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人類主觀努力的結果。如果新道德體係不能得到確立,無論怎樣強大的經濟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國文明的複興。

作者是國大東亞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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