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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與毛澤東、林彪的關係

——陳曉農談父親二三事(四)

陳小雅

對父親的總印象

陳小雅:你是陳伯達諸多子女中,陪父親度過最後幾年時光的孩子。在訪談該結束時,可不可以再概括說幾句?

陳曉農:父親原本是個教書匠,從17歲開始,先後在惠安和廈門的許多小學當教師。22歲在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學校任政治教官。30歲在天津河北法商學院講授世界經濟,後到北平中國大學講授先秦諸子,同時先後主編過《民族戰旗》、《華北烽火》、《長城》、《國防》等抗日救亡刊物,其一面為教育操心忙碌,一面為救國吶喊奔走,如他年輕時一位鄉親的調侃:“七文錢的面孔,為國擔憂。”33歲到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馬列學院、中央黨校、中國女子大學教書。建國後也曾主持馬列學院的教學和研究。他一生中教過的學生難以記數,然而一旦以言獲罪,身陷獄中,則劃清界限者有之,毀師求榮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不過也有一些態度迥異者。

史立德、張楠、王拓都是原北平中國大學的學生和一二九運動的老戰士,在父親去世後,他們不顧年邁體衰,不避時忌,拄著拐杖來到告別室,在父親遺體前痛哭失聲,其情其景,難以言表。而馬列學院的學生中,只有洪禹一人到場。

偶爾我也遇到過老百姓中的父親的學生。 1982年春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先在發行科工作,不久,因圖書資料室缺人,領導讓我到該室跟一位老先生學古籍編目。老先生名鹿輝世,解放前曾在輔仁大學教歷史,是陳垣校長的助手,後因病辭去教職,解放初病癒想重新工作時,卻因曾是北京市的參政員,去有關部門登了記,結果被分配到外省教小學。他是退休後被雜誌社臨時聘用的。鹿老先生一見到我就說:“我也是你父親的學生。那時我是中國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你父親是教國學系,但他講大課時我也去聽過。

過了兩天,我想到“鹿”這個姓很少有,就問老先生:“您老家是哪裡?”老先生答:“河北定興。”我又問:“那鹿傳霖……”“是我曾祖。”老先生應聲而答。

我倆的話馬上多起來。老先生問到我的高祖陳金城,談到他熟讀過陳金城老師陳壽祺和壽祺之子陳喬縱的書,還說他自己跟吳承仕先生也很熟,當年還有人想介紹吳承仕的女兒跟他談對象……。似乎世界一下就變小了。

說來奇怪,鹿傳霖是光緒年間的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陳金城只是道光年間的刑部主事,哪跟哪呀,可他們的後代碰到一起就覺得很投緣,也許就因為“同是天涯淪落人”吧,我和鹿老先生成了忘年交。父親得知有這樣一位文史專家做我的老師,也很高興,叮囑我一定要跟老先生好好學。可惜好景不長,不到一年,單位領導嫌老先生已年過七十,硬把他辭退了。

回顧此生,我總會想起宋代陳與義的兩句詩:“多少人間事,天涯醉又醒。”人們總是在事情過後才容易清醒些。想來,將來的人們,會比現在的人更清醒些。

陳小雅:在這方面,我倒是認為,將來是既可以進化也可以退化的,關鍵看我們今天怎麼做。無論如何,非常謝謝你能夠接受我的訪談!相信許多讀者都會對此感興趣的。

(2006年5月16日第一稿;2006年6月8日第二稿)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

陳小雅

題解:解放初,陳伯達因二十多年沒用毛筆,重練毛筆字,把宋人張載的《西銘》全文抄寫了一遍。 《西銘》中有“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將明知要被晉獻公處死卻不逃走的申生,和甘願被聽信讒言的父親放逐的伯奇,視為道德的典範。詳見陳小雅採訪錄《陳伯達與毛澤東、林彪的關係——陳曉農談父親二三事》。陳小雅:陳曉農,你好!今年正逢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毛澤東逝世三十週年,也剛好是你六十歲——一個甲子的輪迴。在這樣一個時間裡,我相信,你對自己的人生會有很多的感嘆;對那場你父親也曾參與,然後又被它打倒的、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也給你自己的命運帶來“戲劇性”轉折的事件,會有很多的反思。這些年來,不少已故高層領導人的子女大寫自己父親的回憶錄,但你們卻不能寫或者寫了也不能發表,這使很多對當年政治定論不認同者,或者想獲得多方位歷史資訊的讀者感到很不滿意。

為此,有研究者建議我研究一下你父親陳伯達的“公案”,並願意提供全部資料。限於學力、精力和個人興趣,我不可能滿足這方面的要求。而且我覺得,就政治問題來說,你去年出版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足夠說明問題。陳伯達在政治上是否能夠被公正對待,問題並不在於事實不清楚,而在於中央徹底糾正和反思“文革”、反思毛澤東問題的決心。而且我認為,即使將來陳伯達獲得政治上公允的評價,也不意味著一個複雜人物的問題研究就可以宣告結束。更何況,即使社會對一個人已再無爭議,每一個個人,當然更包括他的家屬、親人,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一個健全社會的人文環境,不是要消弭個性,而是為千差萬別的生命形態的生存繁衍提供安全保障。

所以,我所感興趣的是,作為人子,你對你父親有一個什麼樣的看法?這些看法,前後有沒有什麼變化?你父親三十年代首倡的“新啟蒙運動”,曾因戰爭的硝煙而湮滅,而在半個世紀後的近二十年裡,又不斷地被思想新銳的人們高舉;他所主張的“百家爭鳴”,曾被毛澤東的文化專制所扼殺,但這已經或正在為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向所肯定;他所堅持和關注的“發展生產力”、“電子中心”運動,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但是,在這個時候,你,作為他的家人,卻仍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且沒能享受到這一切進步理應帶來的歡樂,我想,你一定會有很多感想。

當然,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和人文學者,我希望你能暫時先放置一下那些沉重的歷史話題,先讓讀者了解一下,你父親不為世人所知道的那一面。在你的心目中,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裡,需要的不是你把自己的感覺去與社會的評價體系——譬如倫理規範、政治原則或理想楷模——的差別加以彌合,不是去求同,而是返回生命樸素的印象,挖掘你記憶中最受感動和留下刻痕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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