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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與毛澤東、林彪的關係

——陳曉農談父親二三事(一)

陳小雅

陳小雅:陳曉農,你好!今年正逢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40週年,毛澤東逝世30週年,也剛好是你60歲——一個甲子的輪迴。在這樣一個時間裡,我相信,你對自己的人生會有很多的感嘆;對那場你父親也曾參與,然後又被它打倒的、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也給你自己的命運帶來“戲劇性”轉折的事件,會有很多的反思。你去年出版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 )已經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歷史資料,但讀者還有一些感到不滿足的地方。譬如,關於陳伯達的人格;陳伯達三十年代首倡的“新啟蒙運動”,究竟是怎麼回事?又譬如,你父親和林彪、四人幫被當作了三十年前的那場浩劫的責任承擔者,而在林彪集團那裡,一直極力撇清與四人幫的關係,你本人似乎也認為陳伯達與林彪集團不存在“結幫”的關係……諸如此類問題,作為讀者和歷史研究者,我很想听聽你對這些問題的解釋。當然,我更感興趣的是,作為人子,你對你父親有一個什麼樣的看法?這些看法,前後有沒有什麼變化?在你的心目中,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鐵血黨紀與基督教哲學雙重鍛造的人格

陳曉農:陳伯達仍有舊式知識分子身上常見的一些弱點。譬如他懦弱、古板,性格木訥,拙於口才。一些寫批判文章的人譏諷他“像個腐儒”,可說他“同誰也合不到一塊兒”,卻不盡然。父親不會籠絡人,也從來沒有提拔過跟前的人。但他平等待人,盡量按情理解決問題,這就能團結人。毛澤東晚年批判父親時,說他是“北京軍區華北地區的太上皇”,那當然是誇張之辭,但也說明他並非落落寡合之人。他在處理有關問題時,能聽取當地領導人的意見,努力平息紛爭,穩定局面,使生產較快恢復和發展,儘管其工作也難免有缺點錯誤,但正如北京軍區原政委陳先瑞在回憶中說的:“陳伯達來河北,基本解決了河北安定團結的問題,使河北省順利成立了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如果這算問題,那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嗎? ”(見舒雲《九屆二中全會後的李雪峰》)。所以,父親是在不經意間團結了人,由此引起一些人的不安,是他想不到的。

從對待人生的態度來說,父親除了受到黨的紀律教育和革命人生觀教育,也曾受到過基督教哲學的某些影響。他對於厄運,頗能逆來順受,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聖經和中國儒家的影響。他年輕時在教會學校教過書,解放後又重讀過聖經。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 ”父親在有些事關大局的問題上能獨出己見,譬如,在主張“百家爭鳴”,提出“電子中心”論,反對“血統論”,提出“反九大”的生產力路線……(詳見陳小雅採訪錄《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表現出倔強的一面,但其性格里也確有軟弱、服從的“迂”的一面,這正是舊知識分子性格上的矛盾處。中國儒家也強調服從、順從。宋代張載的《西銘》,很受程顥、程頤和朱熹的推崇,被很多文人當作座右銘。解放初,父親因二十多年沒用毛筆,重練毛筆字,此時他把《西銘》全文抄寫了一遍。 《西銘》中有這樣的話:“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將明知要被晉獻公處死卻不逃走的申生,和甘願被聽信讒言的父親放逐的伯奇,視為道德的典範。 《西銘》結尾的話​​是:“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其以順從為人生準則,與耶穌的精神是一致的。父親在代人受過、被強加罪名時,很少為自己分辨,而總是逆來順受,為顧全大局而忍辱自污。他1980年在監獄裡對工作人員說:“我的精神、肉體,都是屬於黨的。黨對我怎麼處理都行。”( 見蕭思科《超級審判》下冊630頁。 )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上述人生哲學的影響。

陳小雅:我注意到陳伯達說過,聽天由命,“黨就是我的''”,黨怎麼安排,他就接受怎樣的命運。這裡,令我非常感嘆的是:所謂“君臣關係”,並非完全是一方面強加給另一方面的,而是雙方在一種共同認定的政治倫理規則內互動的結果。有這樣的臣,固然因為有那樣的君;而有那樣的臣,年深日久,也必然有那樣的君!有這樣的黨員,也就有這樣的黨。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這個看法?我讀葉永烈寫的陳伯達的傳記也好,讀你編輯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也好,總有一種感覺,他和毛共事的時候,人性總是得不到舒張,而他和所謂“林彪集團”搞到一起去——儘管你否認這種描述——以後,人性是舒張的,他的人格似乎也變得無畏和勇敢些,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看法,而原因又是什麼?

陳伯達為何出任中央文革組長?

陳曉農:說到父親和林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關係。父親說過,他與他們幾位是工作關係,沒有太多的接觸。

陳小雅:我聽邱會作的兒子說,他們家原來有一幅你父親題寫的大掛軸,每個字都有小臉盆那麼大,內容是:天地馳驅客,英雄清靜身;留心千古事,不厭一寐塵。邱路光說,他那時還不知道“寐”字怎麼讀,所以讀成“床”字。廬山會議陳伯達倒霉後,他不得不把這幅字撕了。但那木軸的質地很堅硬,他用斧子劈也劈不斷。

陳曉農:我問過我父親對他們的印象怎麼樣。父親說:“林彪說話不多,他生活好像很簡單。有一次我有事去他那裡,見他一個人在過道吃飯,飯菜很簡單,也沒有人陪他。 ”“黃永勝他們幾位,我覺得都比較老實。他們和我議論過江青、康生、張春橋。有一次黃永勝說,康生這個人,血壓那麼高了,還在忙著整人,連命都不要了。那時候有一種感覺,要搞倒我,主要是江青和康生。我後來寫過一份材料,我說真正的四人幫是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是這四個人。過去說王、張、江、姚,其實,除了那三個,另一個應當是康生,而不是王洪文。

最近我看到程光《1970年廬山會議背景的研究》,裡面有一些新的事實。作者寫道:“陳伯達一直擔任中央文革組長,為什麼倒是他主動'停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動?為什麼江青等人對陳伯達有著近乎'刻骨'的恨?這些費解的事一經點破內幕,頓時令人恍然大悟。陳伯達即便作為'徒有虛名'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也不能為江青所容,多受江青等人排擠打擊,曾幾次流露出不想再乾的念頭,都被林彪勸止。 '九大'前很早的時候,林彪對想辭去中央文革組長一職的陳伯達說: '你不佔住這個位子(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她(江青)就會上去,禍害的人會更多。 ’”

父親一直想辭職,卻未能有個了斷,看來重要的原因是林彪對他辭職進行了勸阻,目的是為了不讓江青的圖謀得逞。我覺得林彪和父親在防止江青等人篡權的問題上有些意見交流,是正當的。在這個問題上,父親同周恩來也有所交流,在《陳伯達遺稿》第115頁中已有記錄。這是在特殊情況下為了大局而同兩位主要領導人進行的工作交流,而並非在搞私人同盟。

至於陳伯達與林彪沒有結盟關係,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提出了幾點證據:其一,是九屆二中全會上“稱天才”的語錄,不是事先準備好的,是臨時讓秘書找的。會上唯一違反常規的事情,是“揪張春橋”,但那是汪東興提出來的。其二,至少在華北,陳伯達的行為被民間看成是與林彪對立的。其三,廬山會議毛澤東發動“批陳”以後,林彪曾對其下屬說,“錯誤要往陳伯達身上推,強調上當受騙。 ”林彪的下屬們果然照辦了。(見蕭思科《超級審判》下冊630頁。)如果有同盟關係,不應有這種落井下石的事。其三,“九一三”事件後,在一系列批林材料中,是毛澤東親自將“林陳反黨集團”改為“林彪反黨集團”。

陳伯達與毛澤東的關係:為帝王師?

陳小雅:我在讀葉永烈寫的陳伯達的傳記時,覺得主人公有一種“為帝王師”的舊式知識分子情結,你認為有沒有?是不是作家對他的行為詮釋傳達了錯誤的信息,或者我這個讀者有一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陳曉農:這個問題我沒有細想過,但我覺得“為帝王師”可以說是儒家的一個傳統。孔子、孟子都是“帝王師”,他們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自然也都是要“為帝王師”的。接近帝王的,可以直接對帝王進行說服開導,不能接近帝王的則以其策論、奏章等間接對帝王進行開導。儒家是主張積極參與政治的。本來,政治乃天下之公器,人人可以過問。但是中國的實際情況是,一方面幾千年來都是中央集權制,政治決定權高度集中,這本來也是儒家的主張;另一方面儒家又鼓勵士人參與政治,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則”;結果,參與政治,“治國平天下”的最佳方式就是“為帝王師”了。從這一點來說,“為帝王師”是普遍現象。但我感覺父親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儒家的影響,但總的來說,他只是“記室”,也就是秘書,而不是“帝師”。有人把他和陳布雷相比較,是有些道理的。陳布雷也只是“記室”,而不是“帝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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