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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和他的論中國

英國金融時報特約編輯西蒙沙瑪

深陷阿富汗泥潭的我們,應當向誰尋求指引呢?嗯,當然是威靈頓公爵(威靈頓公爵)。反正亨利基辛格(基辛格)是這樣認為的。別想了,這件事和印度帝國沒什麼關係。在我和基辛格的談話開始十分鐘後,他說道,政策制定者們應該考慮 ... ...比利時。沒錯,比利時。基辛格嗓音低沉,話音聽起來自然很渾厚。這位博士說到這裡頓了一下,想看看我這個歷史學教授是不是明白了。

猛然間我確實有點明白了。如果把興都庫什山被搬到泥濘的弗蘭德這一離奇景象拋在腦後,你會發現:阿富汗和比利時這兩個國家都稱不上已經塑造成型,都是不同語言和不同信仰相互競爭的舞台,也都是居心叵測的鄰國肆意欺凌的對象 - 斯海爾德河(斯海爾德河)!默茲河(默茲)!瓦濟里斯坦(瓦濟里斯坦)!基辛格像一位耐心的導師一樣繼續解釋道:“18世紀前以及整個 18世紀,各路軍隊在弗蘭德進進退退。的確如此,這些人馬引發了無窮無盡的恐怖戰爭。19世紀早期,在比利時獨立展現出曙光時,威靈頓公爵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是國際社會一致同意保證比利時的中立地位。這一中立地位持續了80年之久。基辛格暗示,我們在阿富汗問題上若取得同樣的成果,就太幸運了。

現已 87歲高齡的基辛格最近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的巨著,書中的某些部分出奇地感人。基辛格本身就是一部歷史。當然,這裡的意思決不是說他已經過時,已經遠逝 - 情況恰恰相反。在位於曼哈頓中城的基辛格顧問公司(基辛格協會)的辦公室裡,他邀請我坐在他的左邊,告訴我他有一隻眼睛的視力已經不及正常水平了。幸運的是,幾乎沒有證據顯示他的身體還有其它毛病。他捲曲的頭髮已經雪白,寬闊的面龐上也有了更多皺紋,但他善於分析的頭腦仍然敏銳如刀,能夠以穩健的思維步伐做出連串的判斷,那是長老的思考,如果改讓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裡)來刻畫尤達大師(尤達),一定就是這個樣子。雖然基辛格在現實中居住在曼哈頓和康涅狄格州,但他真正的居所卻是在經典治國大師雲集的帕納塞斯山(詩壇) - 在那裡,俾斯麥(俾斯麥)每天向梅特涅(梅特涅)脫帽致意,困倦的塔列朗(塔列朗)戴著撲滿白粉的假髮,向周恩來心有靈犀地眨了眨眼。

基辛格居高臨下俯視國家事務裡的種種小問題,這種視角有好的一面,也有不那麼好的一面。一方面,身居奧林匹斯山巔的高遠視角讓基辛格能看清更廣闊的圖景。另一方面,一生都沉浸在官方事務的繁文縟節​​和需小心應對的外交工作當中,這讓他的講話變得圓滑,失去了棱角。不過,他在這本關於中國的書中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和江澤民做出了坦誠全面的描述,其中不乏呈現人真實一面的描寫。他在回憶起與毛澤東的交談時深沉地笑出聲來,像是在含著鵝卵石漱口。他說,年事已高的毛澤東仍不服軟,誇張地宣稱:老天不收我,或是堅稱希望被人詛咒,以證明即使到最後時刻他也仍具有讓人又畏懼又憤恨的帝王之力。

我盡力不讓自己因尼克松(尼克松) - 柬埔寨 - 智利的慣常原因而不喜歡基辛格,但我不只一次為他徹底折服。17年前,我受邀為他​​的著作大外交(外交)撰寫書評。我原以為這本書能讓我對外交文化大開眼界,比如關鍵決策是怎樣依賴看似微不足道的外交禮節等瑣事才得以確定的。我還記得在巴黎舉行越戰和談時各方圍繞談判桌的形狀展開的冗長爭辯,既荒誕可笑,又舉足輕重。難道這本書中沒有電報措辭不當造成政治災難,雞尾酒會上的錯漏演變成國際事件的故事?然而,大外交卻相當常規而優雅地闡述了19世紀的外交政策,歐洲列強的大公們的治國藝術。這本書角度獨特,堪稱優秀:它經常給予讀者啟發,尤其是在探討俾斯麥和年1815維也納會議之時。基辛格在哈佛大學(哈佛)曾對俾斯麥做過許多研究,而維也納會議是他的著作重建的世界(一個世界恢復)中的核心部分 - 該書至今都仍是這一領域的最佳著作。我在書評中也是像上面這樣說過,還對該書未能從社會學視角來探討外交實踐表示遺憾。

書評刊出大約一周以後,我的電話響了。對方言辭禮貌,話音深沉,神秘,帶有德國口音 - 當然得裝成這樣了,我想。兩天前,我一個愛開玩笑的朋友才剛剛在電話上冒充過基辛格,幾乎以假亂真,我一時間還真以為基辛格在因我寫的那篇書評痛斥我,後來我才識破了這個把戲。所以這個電話打來時,我本欲以自己模仿得很像的尼克松的腔調接電話,但很快發現對方這次真是基辛格。他對我希望他寫的那種書表達了一種禮貌的困惑,問我能否考慮當面更詳細地解釋給他聽。我深吸一口氣,想道,幹嘛不去呢?在基辛格的公寓門外,我對自己說:這可能​​是個壞主意,但為時已晚。基辛格本人(而不是我料想中的曼哈頓男僕)親切地用一隻手為我拉開門(我就是在這一刻為他折服的),另一只手朝感激地張開大口的慵懶獵犬扔了一片狗餅乾。是為不戰而屈人之兵。

在將近 20年後的今天,基辛格仍記得那天的事(他的記憶力仍然出眾),這讓我有些受寵若驚。基辛格告訴我,他已嘗試在這本關於中國的新書中融入一些我希望具備的視角,我又一次為他折服。他點到為止的奉承讓我猝不及防。我回憶起,我的確注意到該書的一些段落將中國實力的展示作為某種文化表演進行陳述:繼承自帝國時代的宴席,敬酒和悉心的拿捏,例如外國使節應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受到主席接見。基辛格認為,如果不能敏銳地注意到他所謂的這種把款待當作戰略的一個方面,中國之門的打開可能就不會發生,世界也會變得與現在截然不同。

那麼,這本關於中國的新書,可謂與基辛格迄今已出版的任何著作都不同:它講述的是兩個一開始看起來幾乎沒有任何途徑互相了解的大國,走向文化上互相理解的過程。看看尼克松和毛澤東,再聽聽他們的談吐,這兩個人的搭配應算是怪異中的怪異。但為美中兩國準盟友關係鋪平道路的是基辛格和周恩來,本書的核心是這二人建立個人友誼的故事 - 二人的友誼來源於了解難以理解的異國文化的共同努力。

當然,亨利基辛格必須要努力掌握的第一個難以理解的異國文化就是美國文化。1938年,當基辛格一家逃離納粹德國到達紐約時,他已經 15歲了。當時,有很多方式和社區可以幫助基辛格緩解這種文化上的衝擊:紐約上西城有活躍的德國猶太僑民社區,人數眾多;哈德遜河畔有定期聚會(stammtisch;紐約市立大學(紐約市立大學)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還有軍事情報解讀組,其中有許多像基辛格這樣的人。但在哈佛,基辛格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情景:學院名流們的求思若渴。以最嚴苛方式把基辛格一路帶進美國思想殿堂的是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精神導師 - 來自田納西州莫夫里斯波洛(莫夫里斯波洛)的威廉揚德爾艾略特(威廉揚德爾艾略特)。基辛格回憶道,他可是個大名人,是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大學)逃亡派詩人(逃犯詩人)中的一員。這群詩人還包括愛倫泰特(愛倫泰特)和約翰克勞蘭塞姆(約翰克洛贖金)。艾略特把自己的張揚個性和堅韌頭腦帶到了華盛頓,擔任富蘭克林羅斯福(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顧問,並一直與那個圈子保持著聯繫。艾略特一開始可能對哈佛的本科生並不感興趣,尤其是那些帶有濃重德國口音,誠摯迫切求知求學的本科生。基辛格鬱悶地笑著說:我被分配給他時,他明確表示這對他是個很大的負擔。他說,'你不妨寫一篇關於康德(康德)的論文吧。絕對命令(絕對命令)與政治實踐?這正合年輕基辛格的心意,儘管作為前羅德學者(羅德學者)的艾略特要求他在下次會面時朗讀出來 - 這很像貝利奧爾學院(巴利奧爾)的風格。基辛格朗讀完後,這位逃亡派詩人承認:你的思想倒的確有點意思。”“實際上,他說他現在願引導我的才智發展。第一步就是讓我去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卡拉馬佐夫兄弟)。

基辛格從艾略特那裡學到的是,如果不掌握很長的時間跨度,那麼對政治和政府的任何闡述都將是淺薄和適得其反的。在這本關於中國的著作中,這種長遠視野得到了全面展示。該書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堅持從中國古典文化的起源開始講述,歷數中央王國的諸多朝代,之後才論及衰落,割據和革命時代。基辛格微笑著講起他在這本書開篇時提到的場景,毛澤東把黨內領導人召集過來聽他講述唐朝發生的一場戰爭。這就像我們的某位領導人回顧查理大帝(查理曼)時代的戰爭一樣。你能夠聽出來,基辛格是在認為我們的領導人回顧歷史並沒有什麼壞處。他還哀嘆:現代的政治家們太缺少歷史感。對他們而言,連越南戰爭都久遠得難以想像,朝鮮戰爭就更是與我們不再有什麼關係了,儘管朝鮮半島衝突還遠談不上結束,而且隨時都有可能從冷戰轉為熱戰。基辛格嘆息道:這(即戈爾維達爾(戈爾維達爾)喜歡說的'失憶合眾國'(美國的健忘症))是一種重大的殘缺 ... ...我和政策制定者們交談時,如果引述一些歷史做類比,他們就會想'他怎麼又開始扯歷史了。

在基辛格心目中,以深厚歷史知識為基礎進行分析思考的完美典範,仍是哈里杜魯門(哈里杜魯門)身邊傑出的顧問圈子。基辛格說,這個圈子的領軍人物喬治凱南(喬治凱南)有著絕佳的頭腦和遠見卓識,凱南關於遏制理論的那篇文章(1946年詳述蘇聯野心的那份著名的長電報)是具有開創性的,一個標點都不需要改。但作為一位外交家,凱南可算是冷戰中的一個暴脾氣。基辛格回憶道,凱南從來都不能很好控制住自己的怒火,他曾在柏林滕珀爾霍夫機場不講策略地大喊:莫斯科的狀況還跟納粹德國一樣他的想法多少有些絕對,基辛格微笑著說。他不能忍受那些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

而掌控意外正是基辛格外交政策風格的精髓所在,特別是在面對中國的時候。俄中兩國間的相互猜疑必然導致爆炸性的衝突,這一客觀歷史局面由來已久。但只有基辛格和周恩來共同秉持理性,遵循這一局面中的邏輯,才能實現中美激動人心的建交。如今我們知道,蘇聯因過度擴張而走向自我毀滅,那麼,當時中國人對蘇聯入侵(毛澤東稱之為禍水)的擔心是否過了頭?一點兒也不 - 基辛格答道。中蘇雙方當時都很緊張,這正是導致 1969年的局面變得非常危險的原因。基辛格說,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流露出一種感覺,認為中國正浮現出一些不詳的危險信號。斯大林(斯大林)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也受到同一​​難題的困擾 - 始終沒有解決如何維持對中國的影響的問題。蘇聯發動先發製人式打擊的危險迫在眉睫,毛澤東對此保持著足夠警惕 - ”他把所有政府高官都疏散到全國各地,只留周恩來一人在北京。

第一次啟程去與周恩來會面的時候,基辛格對中國歷史和文化了解多少?一開始 ... ...呵,毫無了解。因為那時候保密是第一位的,常規機構都拒絕向他提供任何資料。於是他回到了哈佛,希望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術大師費正清(費正清)和歐文拉鐵摩爾(歐文拉鐵摩爾)能給他上幾堂速成課。他們想跟我談為何應該允許中國加入聯合國(聯合國)的事情,並向我提供了各種會讓這件事變得輕鬆的方法。我認為這麼做當然是非常明智的。不過,他們誰都沒有坐下來告訴我:'現在你真的該去了解中國人是怎麼想的了。基辛格隨後進行了大量自學,而且他非常清楚:如果想要達成任何成果,就必須擺脫美國官僚機構和國務院的通病,不能動不動就提出索賠和賠償之類的法律問題,而應直奔基本原則,從達成一個中國的共識開始。一個中國的立場,是當時台灣國民黨政府和北京共產黨政府都堅持的。

談起這個全球結盟態勢上的重大轉變,基辛格似乎在暗示這只能通過 19世紀政治中常見的那種私人互動來實現。畢竟這整件事的中心(不要忘記尼克松古怪,混亂而扭曲的個性)是毛澤東 - 他的重要性是基辛格無論如何不願低估的。我問他如何看待毛澤東最高指示的混亂與矛盾:下令開展大躍進,人為導致飢荒,致使幾百萬人餓死;發動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直到它即將致使國家崩潰才急踩剎車。這些都是對'人皆有一死'的反叛,基辛格說道。這話聽起來有點玄妙,但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補遺。被無法想像的惡行留下永久傷痕的,是鄧小平那一代人以及鄧本人(鄧小平在上述運動中曾兩次被打倒,他的一個兒子也被盛怒的紅衛兵迫害致殘)。但他們的下一代,開始認為也許毛澤東出發點是好的... ...但一​​如既往地做過了頭。文革的痛苦與恐怖已是上一代人的記憶,基辛格說,這一代人懷念 ... ...一種不一樣的社會現在在重慶,他告訴我,有一位黨委書記,叫薄熙來,正在引領某種毛澤東思想的復興。我一位曾在中國呆過的同事告訴我,10年前,大學畢業生們都想成為高盛(高盛)的高管,而現在,他們想當政府官員。毛澤東本人面對當今的中國會怎麼辦呢?我想他會頭痛。他確實相信他對中國人民負有道德使命。而當今中國雅皮士們的自私會讓他頭痛。

中國政府頑固地以殘暴方式處理人權問題的記錄,難道不會令我們在跟他們攀交情時犯下猶豫嗎?在基辛格的職業生涯中,他曾不時被指責對人權問題不夠關切,他對此似乎有些敏感。他回答說:我會定期提出人權問題,通常是以個人名義,從不公開宣揚。但對於主張人權的人士來說,公開宣揚是一項道德使命,因為它讓我們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為此,我尊重他們。

但這種尊重,不足以妨礙他將中國看做推動朝鮮半島和阿富汗局勢轉危為安的不可或缺因素。沒有中國的積極參與,任何試圖使阿富汗免受恐怖主義侵擾的努力,都是徒勞的。這樣說或許把中國的位置擺得太高,因為事實上俄羅斯和中國搭了美國在阿軍事行動的便車:該行動遏制住了聖戰主義者,減輕了聖戰主義者在中亞和新疆對俄中自身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那麼,事後來看,巴拉克奧巴馬(奧巴馬)宣布從即將到來的7月份起開始從阿富汗撤軍是個好主意嗎?這個問題讓我們的思緒一下子跳回越南。根據我的個人經驗,一旦邁出撤軍的第一步,這條路就得一直走下去。黎德壽(黎德壽)曾在談判中譏諷我:如果用50萬人都無法擺平越南,你憑什麼認為用越來越少的人反倒可以呢?這個問題我一直沒有想出答案。我們發現自己的處境是,要維持 ... ...南越人民的自由選擇權 ... ...我們就必須繼續撤軍,而這也就減弱了各方參與我所參與的那個和談的積極性。我們在阿富汗也將面臨同樣的挑戰。我在寫給尼克松的一份備忘錄中說過,撤軍開始的時候,就像在吃鹽焗花生,越吃越想吃。

基辛格甚至還笑著為阿富汗局勢勾勒出一個比任何人迄今想到的都嚴酷的前景,其中,基地組織(蓋達)存在與否只是最不緊要的一個問題。他說,可能發生的情況是一種事實上的分裂 - 印度和俄羅斯改組北方聯盟,巴基斯坦與塔利班建立緊密聯繫,以抵禦巴自身受到的包圍。

忽然間,我在這個春天中感到一絲寒意。一戰百年紀念即將到來之時,人們卻隱約感到它在重演。那不是比利時式的,而是薩拉熱窩式的。想想這些吧:充當大國代理人的準國家;包圍妄想症;準備就緒的軍火庫(這次是核裝備),四面受敵,神經過敏的巴基斯坦出於不安全感變得暴躁好鬥。最終,爆發一場印巴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基辛格說,聲音像平靜的深海。因此,通過某種國際程序討論這些問題,也許能夠制定出足夠的約束措施,使得巴基斯坦不再感到被印度包圍,不再把塔利班當作其戰略保留。他直視著我。這可能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們放任局勢自行發展,這一地區可能變成下一場世界大戰的巴爾幹

突然間,基辛格悲觀論斷展示出的無可辯駁的清晰邏輯,讓這位奇愛博士(奇愛博士)彷彿變成了潘格羅斯博士(博士潘格洛斯)。兩週前,美國各地都出現了聖經海報,宣稱世界末日絕對會在521日到來。如果他們是對的,你現在就不會在讀這篇文章了。但如果基辛格是對的,散發海報的人就還有機會把這個日期撥後一點。可別說歷史和基辛格沒有提醒你。

亨利基辛格所著的論中國(在中國)由艾倫萊恩出版社(阿倫巷)出版譯者何黎

西蒙沙瑪(西門意象圖式),英國歷史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史講師,英國金融時報特約編輯,英國廣播公司紀錄片解說員,美國紐約客雜誌文藝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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