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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英倫情人曝光

江迅

慈禧的英國情人巴恪思自傳推出,中英文版同步發行。書中有大量性事描寫,巴恪思坦言自己是同性戀,慈禧是他唯一的異性情人。他也是英國文豪王爾德的同性情人,曾為被判刑的王爾德奔走呼號。

四月下旬的週日,香港荃灣一家咖啡館。與台灣作家駱以軍面聚,閒聊品咖啡,隨後,香港出版人鮑樸也相約而至。甫坐下,鮑樸從包堙u搬」出兩本寸厚的新書,書名《太后與我》(原作擬名《穢亂清宮》)。鮑樸說,剛出版的,你們翻翻。此書中文香港版由鮑樸主持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推出(台灣版由印刻文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書的封面印有兩行黃色字:清朝末年寓居中國的「北京隱士」;巴恪思爵士回憶錄六十八載首見天日。駱以軍接過書,隨即翻閱,至少十分鐘沒有再說話,讀得津津有味。

翌日,見北京來的作家閻連科,遞給他這部《太后與我》。閻連科的小說,時有狂想特徵,在現實生活中很難遇到類似故事、類似情節,變形、誇張、怪誕、極端,是他小說最直接的美學風格,這部《太后與我》竟如出一轍:扭曲、誇詫、詭奇、極限,讀了幾段,便令人震撼。閻連科翻閱書,突然拋出一句:奇書,奇書。隨即說,要多買兩本,帶回北京,於是給銅鑼灣「內部書店」打電話。

性的描寫,北京宮廷,慈禧太后,洋人男爵,全書男男同愛,男女風流,以晚清末期的慈禧太后為主線。慈禧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幾個頗具爭議的女性之一。她是滿清咸豐帝之妃,同治、光緒兩朝實際最高統治者。慈禧在人們心目中一直是心胸狹窄、賣國求榮的嬌奢太后,她的殘暴、刻薄、無情,聞名於世,令後人爭論不休。《太后與我》卻描述了慈禧不為人知的一面。

自傳體《太后與我》的作者埃蒙德•巴恪思男爵(Sir Edmund Backhouse),男同性戀者,又被視為慈禧太后的「情人」。他生於一八七三年英國約克郡列治文市(Richmond),祖上是曾經顯赫的奎克(Quaker)家族。巴恪思是長子,承襲男爵爵位,就讀牛津大學。一八九八年巴恪思來到北京,他精通漢語、滿語和蒙語(官話),很快成為《泰晤士報》以及英國外交部的翻譯。一九零三年,滿清政府擢升他為京師大學堂(後為北京大學)法律和文學教授。一年後成為英國外務處專員。

一九一零年巴恪思與《泰晤士報》記者布蘭德(J. O. P. Bland)合著《太后統治下的中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一書,出版後旋即風靡世界。該書首次以獨特視野,向讀者展示中國帝制史上最後一位強權統治者慈禧太后與搖搖欲墜的清朝形象,此書文筆平易,引人入勝,披露了鮮為人知的內幕,被傳為曠世之作。翌年清朝滅亡,作者聲名如日中天。今人對慈禧皇太后的間接印象,或多或少都與巴恪思的介紹有關。巴恪思與布蘭德又合著《北京宮廷回憶錄》(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在學術界頗受稱頌。接著,他與悉尼•巴頓爵士(Sir Sydney Barton)合作,完成《漢英口語辭典》修訂。

巴恪思的朋友描述他性格古怪,我行為素,言語陰柔,彬彬有禮,待人接物,謙恭平和,風度迷人,大凡見過他的人,都說他健談風趣。但他卻又是隱士。他在北京生活了四十五年,遠離使館區保護,摒棄早年衣冠楚楚的做派,穿衣打扮和生活習慣完全中式,竭力避免與西方人接觸,前往某地之前,總遣僕人先行打探,確保沒有洋人在,他才起步。

抗拒與洋人打交道

一九四四年一月,七十一歲的巴恪思於北京病逝。臨終前一年,在好友瑞士人賀普利(R. Hoeppli)醫生資助下,他以回憶錄寫就在歐洲的年輕時代的《往日已逝》和晚清寓居中國經歷的《太后與我》。賀普利是兩部書的編輯,並寫了後記,但他不願在自己還活著時出版兩書。他於一九七三年去世。賀普利的友人將手稿留給巴恪思生前喜愛的牛津大學博多萊安圖書館。賀普利生前也將手稿複印多份,分轉倫敦英國博物館、巴黎國立圖書館、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城的哈佛學院圖書館。塵封六十八年之後,手稿才首見天日,以中英文同步發行。

巴恪思,一個同性戀者,卻與慈禧保持四年之久的性關係。他稱自己見過許多赫赫有名的文學家和政治人物,與他們同床共枕,書中的男男性交,蔚為大觀,描寫細緻入微,他親歷的皇親國戚足有幾十個,宮中眾位太監,如名噪一時的李蓮英,都樂於此道。他的性對象有奧斯卡•王爾德、奧布里•比奧茲利、保羅•魏爾倫,以及索爾茲伯里首相,幾乎都是同性戀,僅一人例外,此人就是中國一代專制統治者、一九零八年去世的慈禧太后。令人訝異的是,書中還有宮中人獸行事的描述。《太后與我》的女主角當是慈禧太后,她的性生活的描寫佔了書中情色內容的大半,她的性搭檔是林林總總的男性,書中描寫最多的正是作者自己。

中文本譯者是小說家王笑歌,這位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碩士認為:清代末季既是多慾之秋,也是多事之秋。《太后與我》所敘述的,慈禧一身所繫,從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難,到宮廷起居、光緒幽禁、光緒和慈禧之死、東陵被盜,無一不引人注目,這些不僅是當事者的存歿悲喜,更是中國億萬小民命運改變的源頭,「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層之利,在書中或直接白描,或透過相關人物口述,為諸事提供了真切的細節、獨特的視角」。

多難的歲月,宮廷的性亂。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那條哲理:越是動盪不安的時代,人們越需要性的安慰。性是抵抗恐懼、高壓和無法捉摸的命運的最好一劑良藥,但誰又說那不是毒藥呢?

拿起這本書,任何一個讀者都會立即浮現一個大問號:是真實的,還是胡編的?作為私人寫作的歷史,書中頗多記載與官方歷史所記錄的大相徑庭,讀者疑竇叢生,可以理解。此書譯者王笑歌說:「以我所見,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師的同性戀盛況;慈禧的性生活,慈禧與光緒的死因。」

一九七六年,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出版了《隱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謎》(後改名《北京隱士》),書中描述了一個完全不同而相當陰暗的巴恪思形象,指責他「有計劃、有步驟地偽造證據,欺世盜名」,犯下「一系列欺騙行為」,指他的自傳體書「根本是傷風敗俗的淫穢之作」。特雷弗羅珀在書中羅列了巴恪思一系列罪名後,還加了一條:叛國親敵。隨著《北京隱士》出版,巴恪思以及他對中國學術的貢獻一時被扔進垃圾堆。他成了歷史上一段野史醜聞,一段色情笑話。人們提起他,也就是「色情狂」、「大騙子」而已。

不過,那位瑞士籍醫生賀普利在書的後記寫道,他相信巴恪思的回憶錄「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但「這些事實在多大程度上因記憶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像成分,只能留待以後判斷,在研究完所有資料之後再作評論」。本書的英文版主編Derek Sandhaus認為,巴恪思寫此書的目的似乎並不是為了聳人聽聞或自誇自大,而是作為回憶,告訴讀者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兩段時間,一在英國,一在中國,「他可以暫時無須顧忌羞恥地愛男人,同時被他們愛,但他的作品的確聳人聽聞,他想挑戰讀者的接受力,尤其在性方面」。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人鮑樸接受採訪時說,在領悟了巴恪思的寫作目的以後,那些讓人目瞪口呆的「傷風敗俗」之筆原來竟有深刻而合理的原因:作者意在描述滿清社會中對同性戀,特別是男子之間的同性關係寬容的倫理環境。這種環境在當時的西方是不可思議的,與一八九五年愛爾蘭詩人王爾德(Oscar Wilde)被控曾「與其他男性發生有傷風化的行為」而被判刑,形成鮮明對比。巴恪思在離開英國之前,曾為王爾德奔走呼號,徵集資金;到中國之後,在滿清統治的北京,他居然找到了寬鬆的樂土,從此定居斯邦,而對西方人則避而遠之,甘願充當一位「北京隱士」。

清代對同性戀的寬容

鮑樸認為,至少可以認定,《太后與我》不是出於「妄想狂」之手筆,其內容亦非「壓抑扭曲性慾的最後發洩」。它的價值,需從多方發掘。它所目擊的光緒、諸大臣與慈禧之間驚心動魄的故事,和史書的記載有頗大距離。但作品的人文價值則浮出水面。他說:「躍然紙上的滄海桑田人間變幻無常的蒼涼悲傷之感,顯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它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習語,為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盛行於宮廷或市井的北京話,提供了一批活化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書多層面的人文價值要由讀者去發現,去考證了。」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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