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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供”鐵道部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徐達內

央視沒有在午後提供直播畫面--但這不妨礙人們同步得知國家總理面對中外記者究竟說了什麽,關心溫州動車追尾事故的民眾可以去多家商業門戶收看鳳凰衛視現場直播,第一財經頻道也勇於在這個時候“違規”轉接境外信號,人民網、新華網提供文字直播記錄。當然,還有那些聚集在路橋現場下的各路記者,他們通過微博不停傳來電視信號中不一定能看到的細節。

溫畢竟還不是最高領導人,《新聞聯播》還需要使用《全國早稻收獲超過八成,惠農政策助農增產增收》作為頭條,而後,這檔中國收視觀眾最多的電視新聞節目為溫家寶的溫州之行提供了近四分鐘畫面。這位穿白襯衣的老人悼念遇難者,看望受傷人員,慰問遇難者親屬,對傷亡人員家屬表示深切慰問,與中外記者見面。

作為文字媒體,《人民日報》可以更方便地刊出溫家寶回答七個提問的全文,在新華社電稿的基礎上,製作三段提要:“發展和建設都是為了人民;政府最大的責任就是保護人的生命安全”;“事故調查處理全過程要公開透明,接受社會和群眾監督”;“要汲取教訓,使中國的高鐵真正安全起來”。

不過,對那些市場化媒體來說,這些語句都不夠成為頭版大標題。它們的取向有二,一為厲聲逼問,二為抒情描述。

前者之中,最典型的便是溫家寶在直播鏡頭前那句“我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即給鐵道部部長打電話,他可以證實,我只說了兩個字,就是‘救人’……鐵道部門和有關方面是否做到這一點,要給群眾一個實事求是的回答。”這句話濃縮成“是否救人第一,鐵道部要回答”的兩行質問,出現在《新快報》、《廣州日報》、《南方都市報》、《晶報》、《東莞時報》、《東南快報》、《河南商報》、《京華時報》的頭版頭條上。

“要讓群眾得到真相”、“要給群眾一個負責任的交代”、“給明白的回答,還親屬以公道”、“要一追到底,對得起死者”、“徹查真相,如有腐敗絕不手軟”、“一個政府最大的責任就是保護人的生命安全”、“人的生命多少錢都買不來”,這些總理警句則分別以最大字號出現在《楚天都市報》、《春城晚報》、《大河報》、《遼沈晚報》、《三晉都市報》、《瀟湘晨報》、《揚子晚報》、《雲南信息報》、《第一財經日報》們的封面上。安徽《江準晨報》乾脆寫了句“溫總理求真相”,同城競爭對手《新安晚報》則稱昨天“溫總理講心裡話”;在上海,《東方早報》“超越設計”,把一整個頭版做成了溫家寶講話摘要。

面對這場最高級別善後安撫,另有一些媒體選擇“溫情”路線。《重慶商報》放上溫家寶在出事路橋下的圖片,寫著“總理鞠躬:讓逝世安息”;《現代快報》封面上是記者會場景,“總理來了”;《蘇州日報》上只有一個大大的“悼”字;《華西都市報》則刊出他俯身看望女童的畫面,“溫情,小伊伊,爺爺來看你”。昨日發言之初,溫家寶聲明自己之所以在第六天才來到事故現場,是因為自己“病了”,“11天在病床上,今天醫生才勉強允許我出行”--這更令多家報章以特別字號標註。

在浙江省會杭州,省委機關報也用頭條宣佈“政府最大責任是保護人的生命安全”,並配發本地“認真負責細致耐心用心用情做好救援善後工作”的稿件。《青年時報》除了把溫家寶掰著指頭說明要點的模樣放在頭版外,還配發評論要求鐵道部“學習總理講‘人話’”。《都市快報》則宣佈《本報記者親歷溫總理在溫州的五小時》,並配發一張表現溫家寶在蒼茫烏雲下發表講話的自拍圖片。為溫家寶看望傷員家屬時講話擬就的標題是《我剛才聽到為理賠額而爭執感到非常難受,因為人的生命是多少錢都買不來的》,以及《護士伸手想把小伊伊叫醒,溫總理示意不要叫醒孩子。臨走他為小伊伊蓋上被子,壓實兩頭的被角》。

“人性化”,溫家寶講話給了媒體啟發。《人民日報》發表時評《讓公佈遇難者名單成為制度》,成為新浪、騰訊共同推薦重點:“對‘7.23’動車事故的亡者家屬來說,長歌當哭、遠望當歸的‘頭七’就要到了,這將是他們一道難以逾越的關口。”而在《青年報》頭版、搜狐專題中,為那些永遠無法到站的人們舉行的招魂祭奠已經開始,《南方都市報》在漆黑斑駁的專刊封面上寫著八個大字,“真相是最好的紀念”。

其實,使用頭版大標題借總理之言“逼供”鐵道部--這已經可以說明《南方都市報》問責立場有多麽堅決。這份在事故報道中擁有領先地位的廣東報紙,今天用一整個社論版的最高規格刊出一篇文章,《痛悼遇難者,叩問責任人》,“依照傳統的風俗,在他們逝去的頭七,沉痛表達我們的悼念”。在講述了小伊伊、永不抵達的列車和楊峰們的那些悲傷和憤怒後,社論聲聲厲問鐵道部之冷漠、蠻橫、霸道:“讓死者安息,還生者以未來。這是我們今天悼念追思的目的所在,也是我們問責的根本所求。對於救援,公眾期待鐵道部給出更有力、更翔實的解釋,這是對生命尊嚴的起碼維護;對於真相,公眾將等待國務院出具的權威調查結論,在質疑獲得滿意的解答之後,我們希望責任能夠釐清;對於賠償,司法應該站在中立的場合,不偏不倚地為正義護航保駕,我們不希望看到任何力量試圖並且能夠乾擾司法。否則,這將堵死通往正義的道途。所有的這一切,都重重地叩問著鐵道部森嚴的大門,也關乎著遇難者生命的尊嚴與事故真相的價值能否得到徹底地維護。”

《新快報》允許羽戈在頭條評論中祈禱,《願總理的承諾成為鐵道部頭頂的利器》,他的感嘆是“六天來,終於有一位生病的總理,來到事發地。他柔弱而孤獨的身形,在鐵道部巨無霸的背影掩映之下,只可能加劇國人心頭此起彼伏的悲哀。”根據這位時評作者的觀察,“溫總理答記者問的風格一如既往。也許令某些對真相與正義如飢似渴的國人失望了”,而後更是直接嘆息“中國的問題,從來都不在於總理怎麽說,而在於公權力怎麽做……鑒於往事與現狀,我們有理由懷疑,總理說一追到底,毫不手軟,其打擊力度到底有多大”。文章認定,“若真正一追到底,恐怕鐵道部只有改製一條路可走”,“假如鐵道部依然專恣跋扈,敷衍塞責,則置總理於何地?置國人於何地?飄盪在浙南上空的受難冤魂將鄉關何處?這個已經嚴重脫節的國度將走向何方?”

新任上海鐵路局局長安路生公佈的“信號設備缺陷”結論,甚至令《重慶時報》和《信息時報》將其放在了比總理承諾更顯要的位置。涉事的北京全路通信信號研究設計院昨天下午召開新聞發布會,《京華時報》用“妙語”來形容該院黨委宣傳部長田振輝的答問,例如“這個不好告知”、“你們可以網上看”等。

如果說徐立凡在《新京報》道一聲“民眾顯然更為疑惑”還算客氣,那麽《錢江晚報》的主編們就允許一腔怨氣繼續播撒。在頭版放上三個全是綠燈的信號設備,質問“要命的綠燈照出多少問號”:“有這樣嚴重設計缺陷的設備,是如何進入動車系統的;‘通號設計院’與鐵道部是什麽關系;像這樣的問題設備、問題工程在中國高鐵還有多少;除了技術故障,還有多少管理問題”。在嘲諷了通號設計院是如何“一問三不知”後,這份浙江省委機關報子報的分貝更高了:《設計院道歉,也是個錯誤信號》(“初步原因找到了,設備缺陷+車站人員安全敏感性不強;設計院出來道歉了,又攬過去一部分責任,鐵道部就可以向公眾交代了?”);《我更信,幾億雙眼睛》(“相信我同許許多多的人一樣愕然,鐵道部居然否認了事故車廂內無生命跡象救援結束的說法。如此言之鑿鑿,讓我不禁懷疑起自己的視力和聽力是不是出了問題。”)

所謂“否認”,正是新華社所引鐵道部自辯,“前線指揮部負責人28日指出,近日,一些媒體報道‘7.23’事故救援中,‘鐵路官員24日曾宣佈,車廂內無生命跡象,救援結束,但現場又搜救出生還者’。這種說法完全沒有根據。”根據這段論述,“現場對生命的搜救並沒有完全依賴於生命探測儀等設備。正因此,在生命探測儀探測‘車廂內無生命跡象’的情況下,救援人員仍然繼續堅持搜救,最後方搜救出小伊伊。”

這段否認激怒了那些曾報告鐵道部“草菅人命”的記者。《新京報》引述南方電視台編導徐靜提供的視頻,稱記錄顯示,24日上午10時,一位救援人員介紹,“現場的救援人員搜救已經結束,目前主要是清理現場。”《南方都市報》則以標題宣佈此說“引發網絡及媒體強烈質疑”,而後《四問鐵道部》,包括“央視多次確認搜救結束怎麽解釋”、“如果救援沒停,為何不見證據”、“楊峰為什麽坐等11個小時?”,在列出最後一項證據時,更是直接根據央視724日凌晨報道之解說詞,將救援重心轉變原因直接指向鐵道部長——“340分,鐵道部部長盛光祖到達這里,聽取了當地消防、武警官兵現場情況的描述,做了最新佈置———就是要以最快的時間、最快的速度將現場清理完畢,盡快完成通車。”

評論員也已上陣。新京報社論《如何給民眾一個負責任的交代》直稱,“以一個匿名的‘負責人’出面,做出‘有立場無論據’的辯解,只會加深民眾的疑慮和不信任”,強調“這次事故以及善後過程所體現的種種異常,都在提醒人們,事故的發生絕不僅僅是一些設備故障、幾個工作人員失職所致。”《廣州日報》更是由練洪洋調侃一句“這個說法,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抨擊鐵路部門“臉上看不到應有的誠意”:“社會對救援過於匆忙的質疑從事故發生的第二天就鋪天蓋地傳開了,為什麽有關方面非要等溫總理發話之後才出面澄清?做給誰看?”

《齊魯晚報》頭條評論更是以“高調地宣佈恢復通車,且沾沾自喜地宣稱‘上座率達117.6%’”來形容鐵道部言行,更是懷疑安局長的原因通報以及通號院的致歉聲明是“應對輿論的危機公關策略”,進而斷言:“鐵道部作為龐大的壟斷部門,如果時時處處都把自己的利益考量放在第一位,就連處理事故時也不忘處處把維護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出現如此嚴重的災難性事故,也就都在情理之中了。”

擁有調查能力的媒體要找到更多事實依據。《死亡快車》、《驚天動車》、《被掩埋的和諧號》,定期出版的周刊雜志們也已到了匯報時分,昨天出版的《南方周末》雖然沒能趕上安路生會議通報,但已經通過充滿技術名詞的封面文章還原那場“不可能”的事故,推論高鐵神話的終結(為此,這家報紙甚至提前了稿件上網時間)。《21世紀經濟報道》今日則用通欄頭條標題宣佈“723事故再還原:仍有一些事情需要被追問”,即“北京通號院錯了,溫州南站錯了。還有誰錯了?”據這份財經媒體揭秘,“通號院”是一個由鐵路專家把持的壟斷大鱷,其競爭對手《經濟參考報》則宣稱,這場動車追尾事故已然拷問央企“在小範圍內分配利益”的壟斷痼疾。

壟斷、獨立王國……於是,這些在事故發生後再度盤旋在鐵道部頭頂的字眼促成了改革籲求。魯寧在《廣州日報》上認定“人禍”集中在“採購腐敗”環節,擔憂這個龐大的系統“集成體”一旦遇到合適的“雷管”非爆不可。這篇得到鳳凰網頭條推薦的評論,就此呼籲“暫停現有線路的運行”。《21世紀經濟報道》頭版評論以“事故教訓應以改革誠意彌補”為題,宣佈此次事故應是改革進程的“一種催化”,分析“三級體制改革”之意義。

鐵道部在這場動車追尾事故後遇到的輿論“一邊倒”是史所罕見的,在那些滿腔怒火、痛斥不已的人群中,有左有中有右,當真稱得上舉國聲討,一份統計報告顯示,此事輿情熱度指數、國際影響大幅超越郭美美事件。在經歷了一系列“無疾而終”的醜聞後,那些沖鋒在網絡輿論前沿的意見領袖們似乎耐心也已消磨殆盡,只有更高級別的問責、更加嚴厲的懲罰才能滿足他們。尤其是在發言相對寬松、情緒容易感染的微博平臺上,在溫家寶憔悴哀傷的發言之後,雖然怒斥聲浪略有緩和,但也已經觸發一場有關他是不又來“作秀”的爭論,更不用說對張德江、盛光祖和安路生的持續揭批。

於是,《環球時報》今天再度相勸,“公眾的態度也應保持必要的理性”,“中國的各種問題,包括高速鐵路的安全隱患,決不是在‘體制’上動個大手術就能一一解決的……中國的具體漏洞需一針一線補上”。這篇社評認為,“這樣的理性在中國社會中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微博上洶涌的質疑聲未必就是公眾態度的完整版”,進而呼籲“輿論不應以拒絕接受的態度對待所有答案……否定調查結果的情緒很容易在微博上膨脹,但負責任的媒體不應隨波逐流,而應堅決恪守實事求是的精神……避免對體制的泛泛批判代替對事故技術及管理層面的具體反思”。

根據胡錫進總編的看法,“一段時間以來,幾次重大的公共危機都既傷害了政府的威信和形象,也擾亂了中國社會解決問題的正常脈胳,社會輿論對具體危機投入的精力越來越大”,“要想輿論不被微博上的某些極端聲音綁架,政府發出足夠強大也足夠可信的聲音,實乃關鍵之所在”。

此時,央視網正在推薦對723事故八大謠言的一一澄清,而頭條所摘是白岩松那句“動車事故問責並非越快越好,不能出於解氣目的”。事實上,這位央視主播昨晚出鏡本身就是粉碎了所謂《新聞1+1》因為批評高鐵而停播的傳言。節目中,白岩松提出了六個“不是越快越好”:1、查明事故原因,不是越快越好。2、事故現場處理,不是越快越好。3、善後賠償到位,不是越快越好。4、事故問責,不是越快越好。5、事故後通車,不是越快越好。6、對事故的遺忘,不是越快越好。

眼前正有一則闢謠插曲。溫家寶昨日答問結束後,一則“‘請註意方格帽子’,請大家註意圖片中戴方格帽子的人,這些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允許提問的記者”的微博在網上盛傳,《揚子晚報》今引身在現場的《新聞晨報》記者回應,“這是旅游公司在巴士上發放的帽子……與提問無關。”

何以如此?那是因為“當渴求真相到了焦慮的地步”。《青年時報》今刊評論,針對的正是《溫州日報》記者昨天在總理面前所提的最後一個問題,“請總理評價溫州人在這次救援中的表現”。《信息時報》以“討表揚”形容之,並公佈出網民們迅速“人肉”出的提問者資料:“馬玉瑛,是《溫州日報》經濟新聞部主任,主任記者;浙江省第十二次黨代會代表、溫州市第十次黨代會代表等”。而據《新京報》稱,更是有幾名記者與這份市委機關報的記者發生了矛盾,批評馬玉瑛的提問“太不合時宜”。

不過,今日《溫州日報》所刊溫家寶相關稿件俱來自新華社,並未如一些異議者所預測的那樣突出展示“大愛溫州”。

作者徐達內,1970年代生,安徽涇縣人,曾供職於媒體。他從紙媒、門戶、微博、電視中探尋中國輿論生態,記錄轉型時代片斷,熱評冷析,亦莊亦諧,給出不一樣的媒體摘錄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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