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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核災搶救過程對日本的啟示

章海陵

當年蘇聯動員六十萬軍民救難,是黨國體制「傑作」,參與空投的六百飛行員,隨後因輻射全部離世,萬名礦工挖隧道防止反應爐燒穿。六十萬人一半失去生命,一半失去健康,犧牲精神和人道情懷,與日本空軍「臨危拒命」對比強烈。

大地震與大海嘯引發福島核電事故,日本首相菅直人稱之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災難」,而政府與國民為之臉紅的是,日本空軍由於害怕核輻射而「臨危拒命」,直到消防隊冒死抵達福島核電站之後,才遲遲現身災區上空。日本空軍投放冷卻水,不僅延誤「黃金時間」,而且出動架次也不夠多。直升機「高高在上」的慢速飛行及偏離目標的「灑水作業」,更是大受各界詬病。國際社會也感慨不已,並把目光再次投向蘇聯一九八六年切爾諾貝利(Chernobyl,台譯車諾比、港譯切爾諾貝爾)核事故的救難行動。

同樣是空軍,表現大不一樣。這次日本直升機空中灑水,飛行員只執勤一次,而當年有的蘇聯飛行員一天飛赴出事地點三十多次。日本空軍飛行高度在一百米以上,而蘇方飛行在二十米之下。

為了封埋切爾諾貝利爆開的核反應爐,蘇聯直升機共出動一千八百架次,投下五千噸鉛粉、水泥和化學藥品。有的直升機更以空中停留的方式,把水泥一袋袋往下投。據稱,當年參與救難的六百名蘇聯飛行員後來全都因受輻射過量而離世。而最震撼人心的是,空中救難總指揮、基輔軍區空軍參謀長尼古拉·安東什金也登機親臨核災現場上空,直接向莫斯科匯報。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是蘇聯的首座核電站,擁有四個核反應爐,距烏克蘭首府基輔一百零四公里。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由於操作失誤,核電站四號反應爐發生爆炸,重達二千噸的鋼蓋被掀開,八十噸強輻射燃料噴向空中。

當天中午,距廠區三公里的居民點輻射指數已達正常值的一萬五千倍,傍晚則攀上六十萬倍,而核反應爐仍在燃燒。莫斯科派來頂級核物理家一籌莫展。當地政府沒發布任何警報,事故三十小時後,當地居民才開始撤離。

輻射塵埃飄進歐洲,十天後擴散到了美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全球一片恐慌。蘇聯當局首先出動大批消防員,抽乾核反應爐底部的積水。消防員比爾貢說,抵達現場後只見「核反應爐頂部已被炸翻,堶悸疑w青、混凝土以及石墨都被炸了出來」,「我們拋擲的石墨落到哪個地方,它就把那兒燒成火海」。消防隊員感到輻射造成強烈反應,「每三十秒就有間歇性嘔吐、眩暈無力,最後無法站立」。

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懸念是,核反應爐底部是否已被核燃料燒穿?倘若地下水受到污染,那就是足以毀滅基輔的大災難。當局立即派人「冒死」實地調查,儘管得知核反應爐底部暫時無恙,但也仍讓人憂心不已,因為核反應爐還殘留二百噸鈾及一噸更危險的s(鈽),如果再次爆炸,後果不堪設想。當局決定在核反應爐下面襯上足夠厚度的水泥板,徹底隔開地下水。

蘇聯當局動員了一萬名礦工,用三十四天的時間,在高溫與輻射的地下,以輪換上場的方式,硬是從距核反應爐一百七十米的地方挖出一條隧道,將厚水泥板安置到位。但是,襯上厚水泥板也不是長久之計,因為水泥板仍可能被核燃料穿透。當局決定再將整個四號核反應爐埋入巨大「石棺」即水泥墓之中。

於是,礦工撤走,軍方登場。士兵要將地面的輻射殘留物擲回反應爐,每批人只工作三分鐘,換下一批。每個士兵都須穿三十公斤重的防輻射鉛衣,身體仍受到嚴重核污染。

二百多天後,核反應爐內殘留的二百噸鈾及一噸s終於埋進「石棺」。參加這次行動的數千名士兵,後來壽命大大縮短。挖掘隧道的萬名礦工,四分之一沒能活到四十歲。

核能脫離了人類控制

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後第十八天,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事故原因,「核能脫離了人類控制」,說得簡短但沉痛。核能開發、核電站運作建立在「人類有能力控制」的自信之上,誰知人類的有些自信只是泛泛而談,甚至空中樓閣。

蘇聯當局為撲滅切爾諾貝利核災,花費約合一百八十億美元的資金;參加救難的六十萬軍民,後來一半失去生命,一半失去健康。損失之慘烈,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而人們卻不會忘記這是和平年代發生的悲劇。

四分之一世紀後,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像凸面鏡那樣,聚焦日本核事故的悲劇與教訓。當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監管存在重大缺失,安全指引形同虛設,工作人員對潛在風險熟視無睹,「絕不允許出現」的意外終於發生。切爾諾貝利核電站負責人回憶說,「四號核反應堆突然發生爆炸,完全是人為操作失誤造成的後果」。

核能發電,技術、法規和規管三大原則,缺一不可。而媒體爆出,日本福島核電廠營運商東京電力早在二零零二年就已被揭發竄改和偽造檢查紀錄,時間長達十年,社長南直哉及多名高層為此集體請辭。福島與切爾諾貝利的核事故都涉及誠信和規管不當。

不過,福島救難現場傳來動人故事,有「東電死士」五十人堅守出事地點,民眾熱淚盈眶。可是媒體也指出,其中三十人是指派的,只有二十人是自願的。另外,東京電力公司最近招募搶險人員,日薪為五千美元,只須上班一天。

比照當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救難第一線的礦工和士兵每人只得到約一百美元補助。可是,蘇聯當局卻在極短時間動員六十萬軍民奔赴核現場。當然,這是時代的產物、黨國體制的「傑作」,但當時應召的普通蘇聯人的想法很簡單,「就算是用人命來封堆,可是不封,又怎麼辦」?「總得有人來做這件事,我不後悔」。

作家謝爾巴克披露一個蘇聯「團派」的故事。在切爾諾貝利居民點大疏散的日子堙A女共青團員、少先隊輔導員別列金娜的丈夫仍在核電站上班,而且情況不明,她卻急人所難,竭盡全力幫助他人撤退,直到疏散工作組搜索滯留者的最後一刻,她還打電話到團巿委,「他們來找我了,讓我疏散,我可以離開了嗎」?

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已把蘇聯的官僚體制釘上了恥辱柱。當地決策機關向民眾宣布疏散之前,不可饒恕地浪費了近一晝夜的寶貴時間。如果說莫斯科中央領導人的表現尚可,那麼烏克蘭共和國最高領導人就簡直近於冷血,事發八天之後也沒有親臨事故現場。

群眾追問:近在咫尺,卻遠在天邊,對待「鄉親」竟可以這樣冷漠無情?被授予和享受巨大權力、也負有巨大道德責任的領導人,為什麼不能跟自己的人民共命運?

法國文豪巴爾扎克曾說過,「生活中有這樣的人,一遇到危難時刻,就想著怎樣犧牲自己」。可是,在蘇聯時代,有這樣的群眾,卻沒有這樣的領導人。人們開始思索: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

埋下蘇聯解體伏筆

戈爾巴喬夫後來感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可能成為五年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切爾諾貝利災難的確是一個歷史轉捩點,其前後的兩個時代迥然不同。」

「蘇聯」這一頁已掀了過去,而一些蘇聯人的自我犧牲精神和人道情懷,與一些蘇聯官僚的顢頇與自私無能形成強烈對比。這與今天日本的情況比較,也帶來巨大啟示。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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